人之生命史與基因遺傳

作者：Michaela Glöckler, M.D醫師

摘要

本文旨在說明魯道夫·施泰納部分研究成果對現代遺傳學發展的重要意義。主要概念包括：以太身是遺傳法則和過程的承載者；生長的力量形變轉化為思考的力量；從人智學的角度重新檢視人的 「吾」（自我）作為遺傳物質和自我組織（分子達爾文主義）的控制和編修者。


導言

人的生命史經歷了身體、心魂和靈性三個典型階段。在身體方面，人在 20 到 25 歲前處於活躍的生長發育階段，並在 40 到 45 歲左右繼續保持生理機能，然後進入逐漸衰退的老年期，生理機能退化，直至生命終結。除此之外，還有典型的病理過程：急性發熱性傳染病在孩童時期達到頂峰；心身疾病發生在中年時期；而慢性病則出現在老年期。相較於此，人生命史的心魂與靈性面向則表現出顯著的分化。童年和青年時期的差異取決於一個人在哪裡長大，接受了什麼樣的學校教育，興趣為何等等。職業和工作的選擇、個人的生活環境—是否成家立業—都為個人進一步的發展提供了高度差異化的學習和體驗機會。

遺傳、環境與個性

遺傳和演化理論在 19 世紀為普羅大眾所接受後，最有趣的問題之一是，人的發展和生命史究竟主要是由遺傳、環境因素和「個性」（“personality”，一個相當模糊的詞彙）所決定？還是由人的「吾/自我」所預先決定的？在發展心理學家朱迪·鄧恩（Judy Dunn）和行為遺傳學家羅伯特·普洛明（Robert Plomin）的著作《各異的生命：為何兄弟姊妹如此不同？》（Separate Lives：Why Siblings Are So Different ） 中，他們廣泛地研究並探討了這個問題。經由他們大量的研究調查，分析了近幾十年來發展心理學和行為遺傳學的研究成果，終於得到了答案。他們發現，兄弟姐妹間在身高、重量和疾病傾向方面的相似性很少超過 50%，一般都遠低於這個數字。舉例來說，兄弟姐妹間在眼距、鼻子長寬、以及耳朵長度方面的差異約為 30%。大約有80%的兄弟姐妹其眼睛顏色明顯不同。90% 的兄弟姐妹頭髮顏色和結構有所差異。胃潰瘍、高血壓、乳癌、糖尿病、濕疹、氣喘、花粉熱等疾病傾向的相似性不到 20%。這些發現與現代遺傳學的概念並不相符，因為研究顯示極少的行為模式可被歸因於單一基因。在大部分情況下，是由數個基因負責一個特定的特徵，而由數百個基因分別對個體間的變異做出微小的貢獻。由此產生的遺傳效應稱為「累加效應」（“additive effects”）。而當基因因其特定位置甚至僅僅因其存在就發生改變時，就會產生「非累加效應」（Non-additive effects），從而產生以前不存在的新特徵。


鄧恩和普洛明使用了生物學家威廉·貝特森（William Bateson）最初於1907 年提出的名詞「上位作用」（“epistasis”），來描述這種導致個體出現意想不到的新特質的「非累加基因效應」的結果。他們用這個詞來形容基因的效應，這些效應是基因交互作用的一部分，在高度複雜的動態基因網絡中形成了自發性的、不可預測的相互關係。他們認為，正是由於這些高階效應，即使是直系親屬，其相似性也不及同卵雙胞胎的一半。因此，根據這些理論，後代之間的相似性是眾多個體遺傳效應累加的結果，而後代之間的差異性則是上位效應的結果，意即那些更高階的效應，造成了非累加的、無法預測的新特質。環境因素往往難以界定，但又需要區別出來，也造成一部分的影響。這些因素也可以彼此促進、削弱或平衡。根據其程度和特質的不同，它們可以改變植物、動物和人類的遺傳物質，這意味著還有大量的累加、交互作用以及潛在的增強、削弱或平衡，這些都是無法單獨預測或評估的。看似「偶然」的是，基因組中的累加效應和上位效應與環境因素的影響結合在一起，在個人的天賦和限制中就成了「幸運 」或「不幸」。


然而，問題在於「偶然」、「幸運」或「不幸」這些詞彙是否足以定義這原理：當卵子和精子融合時，基因組合被揀選出來，然後再受到環境因素的影響，產生無數的累加效應和上位效應？


鄧恩和普洛明的著作匯集了大量資料，在遺傳和環境的概念之外，又增加了「個別關係」（individual relationships）此一關鍵概念，從而將這一問題推向了更深的層次。由大量的研究分析和系統性評估，包括對許多作家的生命史和童年回憶的研究和比較，顯示出孩子的行為並不完全只是由遺傳和環境所決定，大部分還是取決於孩子本身，取決於孩子如何處理與環境的關係。令人驚訝的研究結果是，孩子本身對這些環境因素的專注與建立關係的能力具有明顯的選擇性。環境潛在影響的關鍵，始終是個別關係的存在與本質，視其是否真的允許環境對其產生影響，使其對個體發展產生重要性。如果遺傳和環境是唯一的影響因素，那麼兄弟姊妹表現出的相似行為就會比實際情況多得多。但是事實是，兄弟姊妹之間的差異會因為他們彼此間的關係以及與父母的關係的不同，從而塑造了他們各自的性格。他們與同一對父母的關係可能​​截然不同，以至於外人聽到他們的關係時常常不得不斷定這一定不是同一個人。同一位母親，在一個孩子眼裡可能是內心溫暖並善於呵護的，但在另一個孩子眼裡可能是不耐煩且令人生畏的（Dunn 和 Plomin，1990 年）。無論父母是否認為他們對待子女的態度基本上相同，也無論他們的想法是偏愛還是離斥，子女都會非常準確地說出他們是如何或曾經如何體驗到父母的態度的，而且他們的看法往往與兄弟姐妹和父母本身的看法大相逕庭—他們是高度個別化的。


發展與宇宙秩序

當我們考慮到人的生命史與自然界的演化及整個宇宙間有著許多的對應與連結時，「發展的原動力出自於隨機」這一假設就變得更難令人信服了。人的新陳代謝遵循晝夜節律，而晝夜節律又取決於太陽繞地球的軌道。懷孕週期仍以陰曆計算月份，胚胎發育以一週和四週為一階段，更不用說太陽對人體皮膚維生素D前驅物和植物光合作用的直接影響了。就空間和時間的節奏而言，地球和宇宙是細緻調合關係系統的一部分；這一系統中沒有任何事物是「毫無意義的」。


甚至連在級數（orders of magnitude）上都顯示出精確的對應關係。我曾經計算過，如果我們向宇宙邁出十次方的步數，我們會抵達哪裡；而我們需要走多少步才能到達物質的最小基本單位，其範圍在10 ¹⁶公尺至10 ¹⁸公尺之間。10 ¹⁶公尺至10 ¹⁸公尺反映了到最近的恆星（如半人馬座阿爾法星Alpha Centauri）的距離。

當我們了解了遺傳、環境因素的影響，以及我們周圍整個自然界和宇宙所產生的所有這些相互作用和對應關係時，偶然性在我看來就是一種建立在極不穩固的基礎上的假設。因此，我想用另一種來自魯道夫·施泰納靈性科學的假說來反駁這種假說。它說，人類的思考不僅能夠發現上述所有關係及其對應關係，並為所有可見現象形成了自然法則。我們的思考是一種演化進化的力量，它活躍在植物界、動物界和人類等眾多物種中。思考活動本身就是從自然過程中釋放出來的一種力量，具有獨立的、純粹靈性地演化進化的能力。這需要加以闡明，現簡要概述如下（施泰納和韋格曼，1925 年）。

人類與動物發展的比較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相較於各種動物相比，人類的特化程度較低。從人類和哺乳動物胚胎發育的比較研究中，就現象上觀察，人類和哺乳動物的胚胎發育在早期階段的形態實際上是相同的。即使是鳥類的翅膀，在發育的早期階段也像人類的手臂一樣，有五個指骨。隨著發育的進行，這種形態被放棄了，手指生長遲緩，在某些部位融合，中央線延伸，最後產生了飛禽類高度特化的骨骼。若將黑猩猩出生前後的頭部與人類嬰兒的頭部進行比較，可能會讓人大吃一驚。從外形上看，它們異常相似—小巧的鼻子、隆起的前額、形狀優美的後腦勺。隨著小黑猩猩的發育，臉部的這種垂直排列逐漸消失，眉毛開始突出，前額向後傾斜，後腦勺不再圓潤。這樣就形成了猿猴典型的頭—頭骨的顏面部向前突出（Poppelbaum, ii; Kipp, 1980）。


人類終生保有非特化的身體形態。人們無法透過觀察人類的一隻手來判斷它是要撫摸、敲擊、舉起匕首還是彈鋼琴。它沒有特定的用途，必須透過具體的思維為它的行動指明方向，告訴它下一步要做什麼。這一現象顯示了人與動物之間的重要差異，而這一差異並未得到當代生物學家的充分重視。人類必須用自己的智性來彌補未特化的身體，以及由此所致所失去的本能行為。這說明了，動物的智性是在身體和本能的引導下產生的，所以動物的行為是完美的，總是與生態環境保持最佳的適應性。而人類則是自然界中唯一具有抽象智性的生物，這種智性不受身體和本能的引導，而必須由心魂來引導。魯道夫·施泰納在其靈性研究的基礎上對此做出了解釋，他說，在不同動物物種及反映在特定動物行為中的相同進化力量，可以從人的身體中解放出來，因此身體沒有達到完全的特化，而人類就有與其本能相關特質的不確定性。這種力量反而可用為思考，使人類在充分的自覺察覺中彌補本能的 「缺陷」。該假說說明了為什麼自然界中沒有不能被人類思考的法則，以及為什麼人類智慧符合人體建構所依據的所有法則，以及人體構造與所有其他自然實體以及地球和宇宙的整個脈絡相關的所有法則。這個假說說明了為什麼自然界的創造隨著動物的出現而結束，而隨著人類的出現出現了過渡，自然的發展變成了心魂和靈性的發展。人類從我們用感官感知的世界所給予的事物中成長，並進入感官不再能夠感知和掌握的發展脈絡中。人類能夠在思維中為自己的生命史和人生設定目標和理想，並努力在生活中實現這些目標和理想，儘管他們可能永遠無法將這些目標和理想完全實現。他們擁有比一生所能實現的目標的更大靈性發展潛力。


生命史與靈性的活動

現在，我想談談本文的主題—生命史與基因遺傳。人類生命史的基本工具是人的思維。這為如何繼續前進、設定發展目標提供了方向。針對癌症和愛滋病等嚴重免疫疾病的心理神經免疫學研究和心理療法清楚地表明，免疫系統的功能高度取決於對生命的積極態度、一定程度的理想主義和設定目標的能力（Adler等人，1991 年）。


因此，人的思維與體內的生物過程之間存在著直接的相互作用。這不僅與免疫過程有關，也與整個人的生命力有關，特別是生殖系統。我們的遺傳物質不僅受到當今環境因素的影響，也受到人們以意識心思考、感受和形塑生命的影響。


顯然需要進行大量研究來驗證魯道夫·施泰納明確提出的假設細節。最後，讓我用草圖來說明。

（圖片後補）




根據這個假說，遺傳物質的選擇不是基於運氣的好壞或隨機，而是由人類的「吾」—一個甚至在出生前就存在於靈性中的實相—所決定的。它藉助自己的思維有機體（1904 年被魯道夫·施泰納稱作“以太身”），以最適合個體發展的方式選擇並組合父系和母系的遺傳物質。來自我們祖先所遺傳的鋼琴琴鍵是由人類自身的本質個體性所彈奏的，這也透過吸取它所需的環境影響以發展特定的興趣和能力。運用自己的思維能力，每個人訂定自己的發展目標。同時，在未來的幾個世紀中，這些目標將如何發展，將取決於它對自然和地球的思考。因為人類的演化潛力從物種的發育軌道上得到自由，以思考活動的形式存在於人類之中；人類具有獨立的創造潛力，以進一步發展發展自己。

Michaela Glöckler醫師，1946年出生於德國斯圖加特。自華德福學校畢業後，於弗萊堡和海德堡學習德國文學和歷史，1972至1978年在圖賓根(Tübingen)和馬爾堡(Marburg)學習醫學，並在Herdecke社區醫院和波鴻大學(Bochum University)醫院接受專科培訓，成為一名小兒科醫師。她在Herdecke社區醫院擔任小兒科醫師十年，並在德國Witten的Rudolf Steiner學校擔任醫療顧問。自1988至2016年，擔任瑞士Dornach歌德館靈性科學學院醫學部部長，並自2002年起在世界各地舉辦 International Postgraduate Medical Training / IPMT，推展人智醫學。著作等身：A Guide to Child Health: A Holistic Approach to Raising Children、A Healing Education: How Can Waldorf Education Meet the Needs of Children?Education for the Future: How to Nurture Health and Human Potential: Experiences and Perspectives from the Global Waldorf School Movement for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Corona and the Human Heart: Illuminating Riddles of Immunity, Conscience, and Common Sense、The Dignity of the Young Child、Leadership questions and forms of working in the anthroposophic medical movement、Was ist anthroposophische Medizin? 

參考文獻與註釋

1. Adler, R., Felten, D.L. and Cohen, N. (‘99’). Psychoneuroimmunology. Academic Press, San Diego, CA. 
2. Dunn, J. and R. Plomin (1990). Separate Lives:Why Siblings Are So Different. New York.Kipp, F. (1980). Die Entwicklung des Menschen im Hinblick auf seine Lange Jugendzeit. Verlag Freies Geistesleben, Stuttgart. 
3. Poppelbaum, H. (1931). Man and Animal-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Anthroposophical Press, London. 
4. Poppelbaum H. and Bockemuhl et al., eds. (1985). Toward a Phenomenology of the Etheric World. Anthroposophic Press, New York. 
5. Steiner, R. (1904). Theosophy: The Essential Nature of Man. Anthroposophic Press, N.Y. 
6. Steiner, R. and Wegman, I. (1925). Grundlegen des für eine Erweiterung der Heilkunst. Verlag derRudolf Steiner Nachlassverwaltung, Dornach. English translation: Extending Practical Medicine (or Fundamentals of Therapy, in earlier translations), (1996). Rudolf Steiner Press, London.

原文出處：Human Biography and Its Genetic Instrument(https://www.waldorflibrary.org/images/stories/Journal_Articles/RB4202.pdf）


本文經Dr.Michaela Glöckler授權中文翻譯（中譯：許文婷）

圖片：Photo by Kevin Gent on Unsplash

面對新冠危機的提問與思考-以人智醫學的視角 （三之三）

作者：Michaela Glöckler 醫師

寫於 2020復活節

重要聲明： 本文的建議來自作者所知所信並經過謹慎地考量和查證。 但是，它並不能取代必要的醫療處置。

人智醫學為預防和治療 COVID-19 提供了哪些可能性？

柏林的Havelhöhe、Herdecke的Ruhr 和斯圖加特附近的 Filderklinik 人智醫學醫院是區域照護醫院的一部分。 在危機剛開始時，柏林的Havelhöhe 設立了新冠病毒門診（30），並且所有醫院都擴建了他們的重症加護承載。除了常規醫學治療的可能性之外，來自人智醫學的支持性藥物也被用於支持身體的自我調節。在日內瓦，世界衛生組織關於 COVID-19 的線上會議上，交流了各種整合醫療系統的經驗，人智學醫師能夠提出已在臨床上整合的 COVID-19 患者的治療原則。這與目前在中國廣泛使用的傳統中醫 (TCM) 治療理念有相似之處。

在臨床和門診中，發燒治療至關重要。正如空氣中的病毒對陽光和熱非常敏感一樣，在生物體中的病毒也是如此。身體會發燒以殺死病毒。此外，開朗明快的心情和充滿愛的照護和支持對康復過程非常有幫助（31）。因此，僅當患者的自我調節能力太弱時才考慮退燒藥。否則，身體會由物理-生理性的措施（例如小腿敷布）得到良好的支持，透過增加溫暖和保持在健康範圍內的發燒來對抗病毒。

人智醫學小兒專科醫師大衛・馬丁（David Martin）教授在他的網站和影片中解釋了生理性發燒治療的基本原則，並為減輕大眾對發燒的恐懼做了很多工作。他還就有關發燒、過敏和免疫系統的問題進行了十二次訪談（32）。然而，充足的睡眠、健康的營養、規律的運動和在新鮮空氣中散步也很重要。人智醫學迄今為止關於呼吸道感染的治療經驗都詳細記錄在藥典中（33）。

在心魂層面，正向的情感有助於保持健康。每個人都從自身的經驗中知道，情感對我們呼吸的深淺、放鬆規律或緊張遲滯有很大影響（34）。

由於呼吸道特別容易受到 COVID-19感染的影響，甚至最嚴重至危及生命的肺炎，因此了解這其中的連結尤其重要。但是，當您害怕感染時，您怎麼可能創造正向的感受呢？或是當您在受限制的家中感到壓力和憤怒時？又或是若您擔心只能透過電話聯繫而無法探訪病人或年長的家人？有幾種可能性可以協助：首先，我相信您喜歡音樂。如果您聽音樂並且能夠投入其中，那麼您就可以直接體驗到心魂的氛圍、情緒狀態和呼吸行為是如何變化的。此外，生活中沉思的時刻，當您覺得感激、滿足和快樂 — 它們可以讓您清楚地看到，雖然此刻是一個危機，但肯定會過去。此外，您還可以閱讀祈禱文和冥思。例如，魯道夫・施泰納 (Rudolf Steiner) 的這首冥思有助於恢復內心的平靜：

我心懷平靜， 

我內在蘊藏

強化我的力量。

我要以這股力量的溫暖充滿我，

我要以我意志的力量滲透我。

並且我要感受

平靜如何湧入

我的整個存在，

當我強化自己

透過我奮鬥的力量

我在內在尋得

平靜即是力量

在人際關係中，如果我們更有意識地傾聽對方想說的話，不是立即做出反應，而是思考一下如何以一種可以好好被接受的方式給予答案，這是非常有幫助的。健康促進研究者亞倫・安東諾夫斯基（Aaron Antonovsky，1923-1994）發現了情感上的三種品可以使一個人內在感到安全和挫折忍耐力（35）。如果我們在家庭和工作中練習這些人際對話（當這再次成為可能時），我們可以幫助自己和他人更自由地呼吸並感覺更健康。這些是我們在理解某事、體驗某事有意義之時、以及當我們知道如何做某事而感到喜悅時的感受。

這三種“生命凝聚感”（sense of coherence），即可理解的（comprehensibility）、有意義的（meaningfulness）和可處理（manageability）的三種生命凝聚感，在人際交往領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感覺到自己被理解是一件好事，在您的思想和行動中也能體驗到意義，並讓這種體驗成為您可以提供幫助的體驗，而這種能力會帶來喜悅。其中大部分可以從積極和消極的意義上去經驗，但也可以很多的幽默來實踐，尤其是現在必須在家中如此狹窄的空間內進行。因為沒有什麼比不被理解、感覺自己沒有意義和無能為力更傷人的了。我們必須記住，正是透過情感，我們才能體驗到自己與世界的連結。然而，環境的脈絡是所有生物的法則 — 沒有人能夠脫離環境而生存。而脫離環境脈絡和孤立，則會對生命充滿敵意和冒犯性，如果持續時間過長，甚至可能會致命。

在靈性層面上，好的想法和動機具有活化免疫的作用。它們專注於本質，讓我們覺得我們不僅由物質身體組成，而且還有一個靈性的、堅不可摧的認同感，其可被思想所及。誰沒有感受過當您對某事感到興奮時突然所擁有的力量？又或是當我們有了理想並致力於實現它時？好的思想也與人靈性地連結，它們可以靈性地強化我們。令人驚訝的是，當其他人向生病的人送出善的思想時，他會強烈地體驗到這種感覺。

這種“思想的力量”從何而來？即使是一個簡單的思維也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最終，決定生活和環境的始終是思想、法則 — 包括我們所創造的技術性工具。我們所經驗的法則性是有效果的，但這種法則性是基於一種思想。可以說，思想是強而有力的法則。在自我教育中，這是一種日常體驗：我在自己深思熟慮的方向上發展自己— 首先是我的思考，然後透過實踐來理解。例如，如果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練習誠實，到了某個時候我們就會成為一個真正誠實的人。所以，它是關於信念和信任的：我只能相信一些東西，相信一些我能思考到的東西 — 即便一開始我並不完全理解它。在希臘語中，信念和信任是相同的詞：Pistis。但信任是我們思維中基本的感覺。兩者屬於一起。因為我們無條件地相信我們的思考 — 這就是為什麼懷疑 — — 它們也是想法 — 可以如此折磨我們。如果我們不相信它們，它們就不會對我們有這種力量。

這就是為什麼像新教神學家迪特里希・邦霍費爾 (Dietrich Bonhoeffer) 在他被處決前幾個月在監獄裡寫的禱告中的那些言詞和思想會產生如此強烈的影響，以至於它們很快成為每部禱告集的一部分。其中的一節經文可能可以提醒我們：

被善良的力量奇妙地庇護     

我們等待並相信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上帝在夜晚和早晨與我們同在，      

不變的是，在每個新的日子裡。     

諸如此類的思想和話語具有直接療癒和增強自我的效果，因為思想不僅作為自然法則支配著物質世界，而且還構成了通往無形的神聖靈性世界的橋樑。任何人只要自在地思考，並認同源自那個世界的目標和理想，就為他/她自己開闢了取之不盡的健康源泉。

因為，終究是免疫系統確保了我們的身體認同，但它會受到後天心魂-靈性免疫力的強化和影響，這種免疫力來自認同於啟發我們並賦予我們生命意義的事物。歌德在他的詩歌《遺產Legacy》中表達了這種思想的永恆和不滅的體驗：

任何存在都不能瓦解為虛無！    

永恆在我們所有人中激盪！        

為了存在，喜悅地堅持下去！       

因為存在是永恆的；祂的法則將    

維護生命的珍寶    

使宇宙從中妝點自己。        

魯道夫・施泰納曾以這樣的方式為學生製定了這些永恆的價值觀和理想：

讚嘆美好       

守護真實     

崇敬高尚    

決意向善    

這將引導人    

一生朝向目標前進     

在行動時趨近正義       

在情感上平心靜氣     

在思考上展現靈光     

並教導它信任       

上天的作為     

無所不在      

在浩瀚的宇宙中   

也在心靈深處。   

（出自箴言集- 韋萱譯，詹前轍修改）

人智醫學是一整合醫學，可以依據人類存在的各個面向及針對個體情況調整其治療方法。

在這場危機中，對兒童來說重要的是什麼？

好消息是，根據迄今為止獲得的經驗，兒童和青少年顯然不會患上重症，而是無害或根本沒有症狀。 Drosten 教授也在 4月16日指出，在 NDR podcast中，顯然只有少數人在家庭中被感染。也許到目前為止，人們還沒有注意到與感冒相關的冠狀病毒背景免疫（background immunity）。

在2020年4月17日斯圖加特報紙的評論“家庭的負擔 — 政策必須在危機中給予父母和孩子更多的支持”，迪特・福克斯（Dieter Fuchs）總結了家裡的問題：

“1140 萬個有未成年孩子的家庭被迫以某種方式組織他們的工作、學習和托兒服務，與其他可以提供幫助的人相距甚遠。特別是對於有幼小孩子的家庭來說，這從長遠來看是不可行的。心理和經濟問題的結果，是政治家尚未給予必要關注的困難。這應該改變。(...) 需要個別解決方案，可能由青年福利部來統籌。否則，教育弱勢和貧困家庭可能會陷入困境。而為此付出最多代價的是孩子們。新冠病毒正在威脅著這一代人。(...) 他們的基本教育、行動自由和社交權利被忽視。一個讓父母和孩子負擔數月的社會，將付出一個沉重的代價。”

然而，儘管這些話是真的，但日托中心、幼兒園和學校的負責人在地方上動員了很多力量，提供過渡服務、線上和電話諮詢，並在被迫關閉期間團結一致。例如，一位老師拜訪了家裡的所有孩子，並透過電子郵件和 Dropbox 與家長討論了日常活動和任務。另一位老師經常與許多孩子通信聯繫。因為：在危機情況下，孩子們最需要的是什麼？什麼是最重要的？人性的承諾、存在和親密。

儘管新冠病毒危機帶來了許多波動與刺激，但至少在孩子身旁有一個成年人可以讓他們覺得世界是有序的。即使是在戰爭時期，當成年人可以透過他們內心的安全感、對生命和未來的信任而散發出和平與自信時，孩子總是會得到必要的保護。對孩子們來說，一起完成一件事會是比較容易的。一起玩遊戲、閱讀、聊天、唱歌、繪畫、做手工—這些都是有助於加強連結的方式。一切能建立深入直接的人際關係與可觸及的親密感的事物都是靈性上的滋養。在危機的時候，這幾乎比餐桌上的美食更為重要。

但是在家裡或是住家附近還能做些什麼呢？只要有可能，讓孩子參與家務活動：做飯、清潔、整理。如果大人喜歡做這樣的事情，孩子們就會感到被吸引並想要參與其中。散步時，用孩子的眼光看世界，去發現，享受美好的天氣，花，雲，風...。

最重要的是，新冠病毒危機的副作用之一，是因巨大的推動力而導致數位化的結果。社交距離使得我們藉由電子媒體來溝通、邊境關閉和旅行禁令使得人們透過Zoom或Skype進行虛擬會議。學校提供網路學習，而且無論如何媒體都在家裡佔有一席之地。因此，每日限制使用數位媒體時間的掙扎使人覺得厭煩甚至放棄。我在這一點上必須更加明確地說明：在孩子身體發展的這段時間中，沒有什麼比過多的媒體時間更能破壞和損害兒童和年輕人大腦的健康發育。尤其是在生命的頭三年，是大腦發育最快的時候—因此我們的黃金法則是：“三歲以下無3C！”("Under three - screen free!" )

在此極力地推薦由“人性教育聯盟”（Alliance for Human Education）所編製出版的媒體使用指南《在數位媒體的世界中健康成長》（"Growing up Healthy in a World of Digital Media”）。（36） 它不僅在獨立研究的基礎上提供了解神經生理連結必要的科學基礎，而且還解釋了年輕人的大腦對電子霧霾越來越敏感的原因，此外，還說明如何保護兒童以避免網絡霸凌，以及來自社交網絡的其他負面影響。

但特別重要的是，我們可以用什麼來代替媒體時間，為兒童和青少年提供適合其年齡的教育和發展的積極建議？人類大腦的發展大約需要 16 年的時間，直到大腦額葉的控制中心成熟，以實現獨立思考、責任感和自主良心的能力。

但促進大腦發展的最佳方法是什麼？要透過全身性的活動。正如腦部損傷的嬰兒接受體操治療一樣，受損區域透過某些運動模式從未受損區域得到刺激以再生和修復，因此，有趣的是，預防失智症的建議也朝著這個方向發展。不再推薦填字遊戲和心算，但建議進行靈巧、協調和運動方面的身體運動。因此，繪畫、雕刻、歌唱、音樂創作、木偶戲等藝術活動，以及學習手寫字等標準的學校活動，都是最能有效促進大腦發育的複雜全身活動。反之，在螢幕上點擊和滑行則不然。在螢幕上，大多數身體自身的活動和複雜的感覺統合工作都被省略了。

甚至連觀看螢幕的行為也與健康的眼睛完全相反。當我們注視某一個東西的時候，眼部肌肉是活躍的，不斷地移動來感知您想看的東西。然而，在螢幕前，當影像移動時眼部肌肉是僵硬不活動的。這對於大腦結構已經穩定的成年人來說，無論因工作或個人的需要，長時間坐在螢幕前並不是什麼大問題；但對器官尚未成熟的兒童和青少年，這將是一種永久性的傷害與刺激。

這會造成什麼結果？我們總是習慣對目前的方案適度反應。想像力、同理心和獨立思考在他們的發展中受到抑制。這就是為什麼在華德福教育中的原則是：促進個人主動的行動而不是被動地接收，在給學生電腦前先要有自發性的學習 — 這促進了人類的核心能力。我推薦Edwin Hübner 教授為華德福課程所制定的媒體教育，因為它提供了豐富的想法來創造性地工作以獲得必要的媒體能力與素養。（37）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歐洲人智學倡議聯盟”（ELIANT，European Alliance of Initiatives for Applied Anthroposophy） 的主張，它與“人性教育聯盟”（Alliance for Humane Education ）一起為不使用螢幕教學的幼兒園和小學爭取權利。（38） 

這場危機對我們有什麼影響？

在Peter Dabrock 教授和 Steffen Augsberg 教授的聯邦政府道德委員會 (Bundesregierung) 報告中寫著：

“對於一個法定任務是向聯邦議院和聯邦政府提供建議，同時也促使公眾討論的機構來說，繼續舉辦一場充滿不同意見的辯論當然是沒有理由擔心的。辯論可以而且應該受到所有人的歡迎，包括政治家，作為社會開放性的一種表達。因為：如果人們已經表現出令人欽佩的團結，並且毫無怨言地接受對於自由有時非常嚴格的限制，那麼我們不應該剝奪他們反思當前前所未有的挑戰的權利，甚至給他們抱怨的空間，指出他們在自身和他人身上所感受的負擔，或者質疑所採取的措施是否適當。在這樣的背景下，不僅是合法，而且也需要考慮如何進行，和在什麼條件開放觀點是合理的，甚至可能是必要的。“新冠病毒危機是民主地合法化政治的時刻”。我們以這個句子結束我們的聲明—同時也是一個邀請和請求 — 如果它想尋求大眾的共鳴，且時間越長越是需要 — 以強化行動政策的決心。以大眾公民的角度，必須要求他們保持耐心，因為顯然危機的高峰還在前面。現在開放還為時過早。但是，仔細地思考開放的條件永遠也不嫌早。其他任何事情都將是威權國家的思想，不應糾纏在我們的制度中，也不會增強民眾的信任，這是非常必要的。 (...) 我們必須擺脫全有或全無的思考和行動。危機持續的時間越長，就要允許越多的聲音，真的必須被聽到。我們不應害怕讓許多不同能力但也都有合理關注的人都有發言的權利。（39）

漢堡病理學家、漢堡-埃彭多夫大學醫學中心法醫學研究所（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Hamburg-Eppendorf ）所長 Klaus Püschel 教授就是這樣一種勇敢的聲音。4月2日，他向《漢堡阿本德布拉特Hamburger Abendblatt》報講述了他為診斷為COVID-19的死者死後所進行的檢查。他從來沒有因為個案生前病情嚴重而影響了他應該要做的工作。因此，他嚴厲批評羅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 Koch Institute）出於衛生原因而不建議對所謂的新型冠狀病毒亡者進行屍檢，因為擔心會有感染的風險。為了生者，我們必須向死者學習。根據他的推斷，這可能被轉為流感季節經常發生的典型老年冠狀動脈事件結案。即使是在少數的年輕死亡個案中，人們也必須調查導致他們死亡的原因。

當我讀到這篇文章時，我想到了魯道夫・施泰納 (Rudolf Steiner) 對醫療保健系統民主化的呼籲 — 在當前的危機中來重申這一呼籲是更加重要的。為了消除對現在到處都在測試的數位監控狀態的恐懼，我想引用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T）教授約瑟夫・魏澤鮑姆（Joseph Weizenbaum）的話。他是20世紀美國這項技術最具影響力和創新性的合作開發者之一。在奧威爾1984年（Orwellian Year 1984）的一次採訪中，當被問及全面監控狀態是否即將到來時，他說：

“當然，這就是我們正在努力的目標。但若它真的發生時，是因為人們不再捍衛自己的自由，而不應怪罪電腦。” （40）

然後，他以史達林和希特勒政權為例，說明即使沒有電腦也可能進行全面監控，以及人類的未來將取決於道德和人性的發展。但這也是未來教育系統所面臨最重要的挑戰。任何認為數位化將為此提供決定性支持的人必定是錯誤的。道德是無法被教導的—就像價值意識一樣—當然道德也不是數位化的！它們也無法經由應用程式（app）下載。他們只能在人與人的具體互動中發展。這需要能夠以身作則，與孩子和年輕人一起生活和工作，並為此立下承諾的真實的人。（41） 

此外，它也讓我們有勇氣看到，除了所有的恐懼和焦慮之外，在新冠病毒危機中已經創造了多少積極和關懷，並且仍然持續著...。許多人說他們是如何開始思考和談論真正重要的事，並帶來真正的快樂。許多人變得越來越清晰，突然間似乎理所當然地發現真正重要的，是真實的人際關係，並進一步發展以使它們更加“人性化”。但同時也希望在應對這場危機的脈絡下 — 尤其是在經濟、社會和醫療保健系統方面 — 在危機即將被引導往這個方向前，其他的想法能夠先蓬勃發展。

但我們仍然身處其中，我們仍在經驗著我們的身心安適是如何取決於我們如何思考自己和整體的情況。

在新冠病毒危機之後，將會如何？

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曾說過一句名言：

“最純粹的瘋狂，是讓一切保持原樣，但同時希望改變。”

不知怎麼的，大多數人多年來都認為需要進行根本性的文化改變：在我們的商業行為中 — 我們何時會認真看待，地球的資源有限，和人類經濟需求增長的極限？在某個時間點，即使是最後的原始森林也將消失，最大的土地將因過度施肥而被永久地破壞甚至變得貧瘠，而且氣候危機將勢不可擋。

然而，回歸到生活上，是我們的廚房家電可以在智慧家庭中相互交流，Alexa 和類似的家電助手加入日常家務，並在網際網路上與供應商進行通訊。您不再需要自己開門，進門時會播放您喜歡的音樂；您只需工作幾個小時，您可以自己安排一切；您的家就變成了一個隨時可以得到所有訊息的世界。另一方面，失業率進一步上升，戰爭和危機地區的大規模苦難有所增加。即使建立了“bedingungslose Grundeinkommen”（無條件基本收入） — 錢是夠的，只是需要重新分配一點 — 這樣就能確保足夠的消費能力來維持經濟運作，但如果思想和商業活動不會從根本上改變，那麼導致我們陷入這場危機的發展將會繼續。

自從瑞秋・卡森 (Rachel Carson) 的開創性著作《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和羅馬俱樂部（Club of Rome）的《增長的極限》(The Limits of Growth)出版之後，優秀的書籍開始出現。更不用說魯道夫・施泰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提出的建議：

＊對於一種以互相關連的方式構建的經濟生活，其中所有參與價值創造鏈直至銷售的人員，與消費者坐在一起，討論可持續的生產、適當的工作條件和可接受的價格，以這種方式達到各方都滿意的結果。從而使產品獲得滿意的結果。但這ㄧ定意味著更高的品質和更少的消耗。這將是一種以生態導向的思想取代經濟成長意識形態的方式，而以循環流動和相互關係來公平並長遠地思考人類、自然和地球的生命。

* 對於獨立自由的文化生活—學校、教育機構、大學、藝術活動 — 可於國家教育計劃中獨立發展，不受資金影響。因為自由和自決是最重要的教育目標。 

＊對於法治生活—政治創造了法律和架構，以使經濟和文化生活可以與社會生活互相協調。（42） 

很棒的是，恩斯特·烏爾里希·馮·魏茨澤克 (Ernst Ulrich von Weizsäcker) 和安德斯·威克曼 (Anders Wijkman) 寫了這本書“Wir sind dran”（“輪到我們了”）。（43） 這本書是由其他 33 個羅馬俱樂部的成員在 2018 年紀念其50 週年時共同寫成。如果只要有一小部分負責國家和經濟的人閱讀這樣的書並嚴肅視之，那麼人類將擁有最好的機會！因為危機告訴了我們什麼？病毒研究告訴了我們什麼？世上萬事萬物都是與其他一切事物聯繫在一起的！我們人類是如何成為生態系統的一部分？我們的生命是如何成為地球上生命的一部分？

我們需要致力於對人類和社會的整合性理解，其中也包括存在的靈性層面。我們還需要一種世俗的靈性，以思想作為感官世界與靈性世界間的橋樑，並由此為人類的文化發展做出貢獻。具有整體文化倡議的人智學，不僅可以在已經相對知名的醫學、教育和農業領域做出貢獻，同時在社會和經濟領域也不斷增加，例如 dm 連鎖藥局的創始人 Götz Werner， 以及因他在埃及 SEKEM 的文化倡議而獲得諾貝爾替代獎（alternative Nobel Prize ）的 Ibrahim Abuleish，都是這個領域的開拓者。(三之三，全文完)

Bibliography:

30.見 www.tagesspiegel.de/berlin/neue-Cvirus-ambulanz-in-berlin-spandau-wir-sehen-eine-extreme-verunsicherung-der-bevoelkerung/25622712.html
31.見 www.tagesspiegel.de/berlin/neue-Cvirus-ambulanz-in-berlin-spandau-wir-sehen-eine-extreme-verunsicherung-der-bevoelkerung/25622712.html
32.見 www.warmuptofever.org、www.youtube.com/watch?v=iVURD9lmteU 和 https://medsektion-goetheanum.org/anthroposophische-medizin/care-praxis-anthroposophische-medizin/umgang-mit-fieber-und- infektionserkrankungen-care-ii/.
33.Vademecum Anthroposophische Arzneimittel，Supplement Der Merkurstab 70，柏林，2017 年。對於較輕微的感染病例在家中的自我照顧，我推薦 Markus Sommer、Grippe und Erkältungskrankheiten、Stuttgart 的出版物 (Helen 2000)。(Natural Healing of Influenzas and Common Colds)
34.另見 Andreas Neider 的貢獻
35.Aaron Antonovsky，Salutogenese – Zur Entmystifizierung der Gesundheit，Tübingen 1997。（Salutogenesis - Demystifying Health）
36.見參考書目。
37.www.waldorfschule.de/fileadmin/bilder/Allgemeines/BdFW_Medienpaed_an_WS.pdf。在這方面，我還想提請注意“echt dabei”（“真實存在”）倡議及其出色的網站：www.echtdabei.de，提供有用的建議關於我們還可以做什麼來取代螢幕時間。
38. https://eliant.eu
39.www.ethikrat.org/fileadmin/PDF-Dateien/Pressekonferenzen/pk-2020-04-07-dabrock-augsberg.pdf
40.Joseph Weizenbaum, Kurs auf den Eisberg。 Die Verantwortung des Einzelnen und die Diktatur der Technik，München 1987, S.104 (Heading for the iceberg.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individual and the dictatorship of technology)
41.見歐洲人智學倡議聯盟 ELIANT 的請願書和 www.eliant.eu 下的“Bündnis für humane Bildung”。www.eliant.eu。
42.見 Rudolf Steiner, Towards Social Renewal: Rethinking the Basis of Society, 1999, Rudolf Steiner Press, London, UK, CW 23
43.Wir sind dran: Was wir ändern müssen, wenn wir bleiben wollen - Club of Rome: Der große Bericht, München 2019. (It is our Turn: What we need to change, if we want to stay) 

作者：Michaela Glöckler M.D，小兒科醫師。醫學院畢業後在Herdecke 社區醫院擔任醫師及Witten施泰納華德福學校的校醫，一直持續到1987 年。1988年至2016年擔任瑞士歌德館醫學部部長，也是兒童聯盟（Alliance for Childhood）和歐洲人智學倡議聯盟（European Alliance for Initiatives for Applied Anthroposophy/ELIANT）的共同創始人，主持許多國際講座和研討會。著作等身，包括：什麼是人智醫學？ 學校作為健康發展的所在、兒童健康指南（與 Wolfgang Goebel醫師和Karin Michael醫師合著）、人際關係中的力量等等。

本文經作者Dr. Michaela Glöckler 授權

翻譯：德翻英 Astrid Schmitt-Stegmann；英翻中：許文婷 

出處：Corona - eine Krise und ihre Bewältigung — Verständnishilfen und medizinisch-therapeutische Anregungen aus der Anthroposophie. Michaela Glöckler, Andreas Neider, Hartmut Ramm. Akanthos Akademie Edition Zeitfragen, 2020/6 出版 

(Thanks to Photographer Vitolda Klein)

 

面對新冠危機的提問與思考-以人智醫學的視角 （三之二）

作者：Michaela Glöckler 醫師

寫於 2020復活節

重要聲明： 本文的建議來自作者所知所信並經過謹慎地考量和查證。 但是，它並不能取代必要的醫療處置。

面對疫情的“正確方法”是什麼？

有兩種策略上不同的方法來應對冠狀病毒疫情，這兩種方法都是頂尖的流行病學家推薦的— 建立所謂的群體免疫：透過或多或少的控制（即透過某些措施減緩）使群眾免疫，而生活繼續如常，同時建議對高風險的群眾進行保護。許多人自世界衛生組織的麻疹疫苗接種策略中熟悉群體免疫一詞。該策略指出，當幾乎所有的人都進行了疫苗接種時，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會發生新的感染。但是，如果您想在沒有接種疫苗的情況下建立群體免疫力，因為還沒有疫苗，例如新型冠狀病毒，那麼只有在醫療保健服務量能是靈活有彈性，並擁有最好的工作人員和設備來應對的情況下，您才能勇於承擔這樣做的後果。因為透過這樣的方式，我們不知道有多少人會罹患重病。英國最初嘗試了這種方法，但由於其國家衛生服務體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長期資金不足的國家衛生系統）的弱點，很快就失敗了。目前，只有瑞典一直在冒險採取這種方式。在 2020 年 3 月 26 日接受《西塞羅（Cicero）》雜誌採訪時，同時是醫師、流行病學家和瑞典政府的主要顧問的安德斯・泰格內爾（Anders Tegnell）強調：

“所有國家都有相同的目標：我們正在努力減少病毒的傳播（......）但我們也同意，很難預測我們關閉學校後會發生什麼後果。當您這樣做時，會接著發生很多事情：孩子們會受到影響，整個社會，尤其是父母。這是瑞典與其他許多國家不同的地方：在瑞典父母雙方幾乎都要工作。且他們當中許多人在醫療衛生系統工作。因此當我們與他們溝通時，他們都表示：不要關閉學校。這意味著這項措施（關閉學校）對公共衛生的影響將比病毒在學校的傳播要糟糕得多。（...）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奇怪的世界。通常我們必須為健康部門（的措施）來奮鬥以順利完成工作，例如施打疫苗。現在我們必須努力確保事情不要完成。如果您問全歐洲的科學家，在每個國家都有大量新冠病毒疫情的時候關閉邊界是否有意義？，答案將是：否。一開始是由旅客將病毒帶入該國，但現在已不再如此（......）。瑞典與許多其他國家不同的一個重要面向是：幾個世紀以來，我們擁有非常強大而獨立的權威。大部分技術知識都仰賴這些權威。另一方面，我們的行政部門規模很小，並且支持政治家所做出的決定。但是瑞典的政治家不會在細節上做決定，他們只是給出大方向以供遵循。然後當局者製定如何進行的計劃。政治家做出決定，但他們是基於我們提供給他們的知識和經驗（...）。目前已經有一些關於我們機構的研究，其結論是：“我們有令人難以置信的醫療支持。”（11）

因此，在瑞典，大眾生活只受到輕微限制，感染人數目前正在下降，許多重症加護病床空著。 Tegnell 懷疑 50%的人口已經被感染。但是，只有之後的測試才能證明這一點。 4月16日Tegnell 舉行新聞記者會的最新數據顯示，瑞典的快速感染模式且沒有封鎖的情況下，每百萬人口中有132人死於新冠肺炎。相比之下，感染速度較慢且封鎖的國家死亡率甚至更低：芬蘭14人，挪威28人，丹麥55人。相較之下，德國每100 萬居民中有46人死亡。

德國傳染病學會 (German Society for Infectious diseases, DGI) 的負責人認為，沒有大幅封鎖的策略是一個危險的錯誤。 “ 控制性感染（controlled infestation）”對他們來說是不可能的。它們指的是可以從中得出的圖表與預測。理事會成員 Gerd Fätkenheuer 博士指望：

“策略是監測和控制感染。為此迫切需要的是擴大檢測能力以及隔離檢測呈陽性的人。為此，必須採取一切有助於控制疫情的措施。其中包括透過 COVID-19-app以智慧手機追踪，並在可能發生直接與人接觸的情況下戴上口罩。”（12）

這一戰略，包括使社會生活陷入癱瘓的“封鎖”，這也是現在是大多數國家最主要的現象，因為這是當前的科學觀點。德國也是一樣，儘管與其他歐洲國家相比，德國的醫療保健系統狀況良好，且即使頂尖的流行病學家也已經公開表示支持“ 控制性感染”而無需封鎖。 關於“正確方法”的問題只能透過意志來找到答案 — 以及對所有人福祉的真誠想望。統計和推論是不夠的。儘管它們提供了數學安全性，但它們也可能明顯地不切實際。如果您想對生命公正，您不僅需要數字，還需要勇氣和現實感。（13）

在恐慌和視若平常之間：我們的立場是什麼？

我們的立場是什麼？很明顯地，就是中道！在這兩端，正如世界衛生組織所說的“恐慌和忽視”，都有很好的論據，我們可以向雙方學習，更密切地關注利害關係。但是，我們可以自那些看到新冠疫情融入正常流感季節的學者身上學到什麼？他們指出，死亡人數沒有比其他有流感的冬季多。漢堡-埃彭多夫大學醫學中心（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Hamburg-Eppendorf）主任兼傳染病專家 Ansgar Lohse 醫師要求盡快結束宵禁和接觸禁令。應該要有更多的人感染新冠病毒。日托中心和學校應盡快重新開放，以便兒童及其父母可以透過感染冠狀病毒獲得免疫力。繼續嚴格的措施將導致經濟危機，並且也會付出生命為代價。（14）

內科醫師克勞斯・科恩萊因 (Claus Köhnlein) 等醫師也以公民的個人責任請求預防感染，以支持醫療保健系統，並且不建議進行檢測和大規模疫苗接種。請允許這個提問：如果在一月份，當第一波疫情高峰出現時，我們完全專注於對醫療保健系統的支持並為此籌集資金和諮詢，那麼將會發生什麼？如果社會生活繼續不受干擾，沒有任何恐慌，如果我們把錢花迅速建立良好的群體免疫保護上，正如上述瑞典首席流行病學家安德斯・泰格內爾（Anders Tegnell）迄今為止冒著震驚世界的風險，並成功做到了？（15）畢竟，越多人獲得免疫，疫情傳播的速度就越慢。此外，已經獲得免疫的人若自願捐血以提供高免疫蛋白治療（hyperimmunoglobulin therapy），這將可以挽救重症患者的生命。

與其散播恐慌，不如相信一個良好的醫療保健系統，它可以預測危機並教育人們除了洗手、保護口腔和保持社交距離之外還可以做些什麼來增強免疫系統 — 如果因新一波的流感和疫情來迫使人們“出於社會因素”進行大規模檢測和接種疫苗，並以健康的名義測試監測措施，同時也為了製藥和政治的利益，那豈不是一場惡夢嗎？更毋論65歲以上的老人“為了受到權威的保護”被下令失去行動自由，或者不再允許親屬去探望安養院親人的危機？

相反地，在這些地方需要以足夠的防護衣等方式採取良好的衛生措施，而不是社會隔離。其他的新聞則提出了電磁霧霾（electrosmog）持續增加的問題 — 尤其是高頻微波，因為全球 5G 安裝（將）隨之而來。（16） 此外，空氣污染，也是造成肺部併發症的主要原因。宣稱這些共同因素是罪魁禍首肯定是站不住腳的。但是，將它們納入永續公共衛生的考慮因素是重要且相關的。（17） 畢竟，這些都是人為的因素，如果我們願意，且如果我們為它們的未來發展想的更遠，那麼一定還有其他解決方案，絕對更健康的解決方案。

因為，選擇哪種數據傳輸系統的決定完全不受民主控制。這就是為什麼無法將長遠來看對健康副作用較少，但仍在開發中的系統納入決策過程的原因。然而，是誰決定一切都必須越早完成，同時也有意識地接受其可能對健康所造成的危害？

然而，從所有這些考量中可以明顯地看出一件事：在每一種可能的危機管理策略背後都有一種特定的思維方式 — 關於健康和疾病亦然。這彼此並不互斥，但應以有意義的方式互補。

但是那些也在流傳的陰謀論呢？黑暗和光明的力量總是在我們周圍和我們之間充滿敵意：每一個善的想法都是光明的實相，每一個不誠實的意圖都是黑暗的。最終統治我們的並不是“邪惡的人”，而是誘人的邪惡思想。因為它是我們的思想，我們透過它想像可見和不可見的世界並將其帶入意識。此外，從我們的情感中，我們只能理解我們的思維和概念所照亮的東西，我們體驗到那些在我們不理解的情況下抓住我們並引導我們四處走動的感覺，這些感覺是沈重和不健康的。正是透過思考，我們才能為我們的意識帶來無形的力量。宗教記載談到了這些 — 無論是魔鬼、天使還是惡魔。我們可以而且必須學會判斷某些意圖、動機和行為是誰的靈性孩子。

因此，魯道夫・施泰納除了大天使米迦勒（Michael）、基督等著名的善靈之外，也不迴避談論聖經中被稱為迪亞波羅（Diablos）的路西法（Lucifer）和被稱為撒旦（Satan）的阿里曼（Ahriman）。歌德讓墨菲斯託（Mephisto）在“浮士德”中說：小人物永遠不會感覺到魔鬼，即使他抓住了他們的衣領。承認自己的動機需要強烈的自我認知意願，而動機是我們決定支持或反對某事的基礎。無論引導您的意圖是多麼純潔。若沒有犯錯的風險，顯然是無法獲得自由的。

然而，如果我們帶著這個問題，當我們必須判斷或決定某事時，是否會促進人類的自由，以及我們是否可以用我們自己的判斷能力來理解它時，就更容易認識到其意圖和目標是否尊重和促進人的尊嚴。然後，當我們同意或不同意某事時，我們是服務於哪種靈性也會變得透明。

人的圖象和醫學的心態—這是否也需要思維的“轉變（turnabout）”？

以自然科學為導向的醫學所代表的概念是基於這樣的想法，即疾病是自然界的錯誤，可以在已知其發展機制的範圍內消除。儘管能夠有效地治療疾病是有益的，但它似乎太天真了 — 我們以為我們可以在整個疾病階段控制身體的一切 — 但我們其實知道疾病和療癒的過程是可以從不同的層次產生的。更不用說生活空間的人為改變，以及貧富之間，有無教育機會等的可怕差異，這些是導致大多數疾病和過早死亡的原因 — 而不僅僅是任何病原體。

新冠病毒危機也最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儘管最初採取身體上有效的隔離和保護緊急措施可能是明智的，但如果依此模式而出現了一種新的政治醫療形式（political-medical form）的獨裁統治，那將是災難性的，這可能會限制了人們在他/她個人健康方面的自主權，甚至被剝奪權利。這工具是可被利用的，而目前正在成功地測試。

然而，有多少老年人會 — 經由合適的說明 — 考慮感染的風險而以安寧緩和醫療作為重症加護病房替代方案的可能性？許多人會肯定地說：對我而言，我個人的自主性會比被安排的安全性更重要 — 即使我的生命會因此而提早結束。

一個不承認疾病和死亡在人類生命中的意義和重要性的醫療保健系統，既不能全面性地評斷，也不能公正地對待病人所提出的個人需求的問題。為什麼老年人不應該有去聽音樂會的權利，即使他/她知道在流感季節時可能會被感染？希望未來進步的醫療保健方向也能讓人們自己決定在何種條件下接受或放棄哪些保護並且承擔結果。

人的圖像也應考慮到人的靈性層面，以及他們朝著自由和尊嚴發展的能力 — 如果醫學要保持人性並變得更加人性化，就必須以此補充當今的自然科學醫學。即使這對對抗醫學(allopathic medicine)具有深遠的影響，例如考慮到上述身心問題的治療。當然，用止痛藥和精神科藥物治療一些急性症狀，如睡眠障礙、“緊張性心臟症狀”（"nervous heart complaints"）、胃痛、食慾問題、煩躁、頭痛、抑鬱情緒、焦慮、憎恨和沮喪，一開始是一種緩解和幫助。但是，如果醫師已經排除了導致這些症狀的器質性原因，則不應繼續以這種方式治療。在緊急情況下非常合理的事情將不可避免地導致之後的發展陷入困境。

因為，我們人類不像動物那樣地專一和特化，動物天生就會把事情“做對”並且“可以”做到。我們則必須從生命的一開始就積極地學習一切。甚至連走路、說話和思考等最人性化的品質都沒有天生就賦予我們。甚至像是睡得好、吃得健康、生育能力等“自然”的東西，也必須在生命的過程中學習。這同樣適用於心魂能力，例如學會讓自己與眾不同，培養健康的自信、自我控制、專注力、內在的平靜等。如果一種醫學思維主張以藥物代替發展性的任務，那麼對人而言將弊大於利。

但是醫學的思維問題，對我們經濟社會生活的“停擺/封鎖”有什麼幫助呢？因擔心一個國家的醫療保健系統因為還沒有為可能需要重症加護的肺炎疫情做好準備，而決定“封鎖”是合理的。從這個角度來看，這樣的臨時措施是可理解的。獲得的時間可用於確保提供防護材料、重症加護床位，更重要的是，良好培訓的醫療人員。需要仔細審視該國醫療保健系統的品質，並且必須進行長久以來未兌但確實需要的改善和投資。此外，透過“社交距離”減緩傳播速度有助於讓每個人都意識到風險以及他們在社會事務中的共同責任。良好的衛生準則也適用於任何流感期間。

因此，至關重要的是，我們現在重新思考因私有化而導致醫院“節約”的後果，更不用說護理和社會服務等行業的緊急狀態，這些行業已經哀嘆了幾十年。因為這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唯物主義思維方式的結果。這才是導致我們現在“封鎖”的原因。如果將來要避免“封鎖”，我們需要重新思考這個問題。儘管現在不斷地推廣數位化以彌補“封鎖”的問題，並更好地減少可能的接觸傳染，但對醫療保健系統的投資，和良好專業的人性照護也必須以類似的強度積極進行。而且不僅如此。生態問題必須被診斷為疫情的主要原因，並全球性地治療。

以下是 Thomas Hartmuth 在上述文章中的兩個例子：

“不必再強調現代畜牧飼養與挑選合適品種的現實。近年來，突變病毒株（H5Nx）突然出現，導致禽流感死亡率增加，人們擔心可能會傳染給人類並引起全球廣泛流行。無論出於何種原因，相關機構的研究結果已經指出這種新病毒可能是從亞洲野鳥傳入歐洲的。正如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的演化生物學家羅伯特華萊士（Robert Wallace）(2016) 在他的著作《大農場製造大流感（'Big farms make big flu’）》中有說服力地證明了這些新病原體（彎曲桿菌Campylobacter、尼帕病毒Nipah-virus、Ｑ型熱Q-fever、E型肝炎和各種新型流感變種）都源於工業化農業。在野生鳥類中無法檢測到突變菌株。

2011 年，美國的動物飼養者購買了 14,000 噸抗生素。這占了美國抗生素年總消費量的 70-80%，這意味著只有其中四分之一用於人類醫學。這樣的消費數據幾乎適用於所有西方工業化國家。如果不大量使用抗生素，畜牧農場中就會有大量流行病導致死亡。”（18）

參考格拉茨醫科大學（Medical University of Graz）交互式微生物體研究（Interactive Microbiome research） Christine Moissl-Eichinger 教授的觀點，他的研究備受注意：在重症加護病房中的多重抗藥菌等病原體原無法被殺菌劑和抗生素消滅，但透過添加高度多樣化的細菌群落（例如打開窗戶，在擦拭的水中添加“健康”細菌）來改變整個微生物系統，從而抵制了致病菌。”（19）

只要密集化畜牧業和大規模單一栽培被認為是世界糧食供應必不可少的，大部分的國家補貼就會在那兒，小農幾乎得不到任何幫助，他們就會繼續將自己的土地賣給大企業家。我們需要的是一種健康的思考方式，去思考生命的循環，以及自然界中每一件事物及其發展是如何彼此聯繫在一起的。在這樣的脈絡下，閱讀 4 月 16 日《巴斯勒日報Basler Zeitung 》的報導，標題是“人們在飢餓而收成在腐爛”（"People are starving while the harvest rots" ），簡直令人無法忍受：數百萬噸的領有津貼的農產品最終被扔進了垃圾桶，只因為美國的餐館和學校關閉，且缺乏物流將食物送到食物銀行，為有需要的人服務。

醫學是全方位的診斷和治療。這不僅僅是關於檢測與對抗病毒、疫苗接種、高免疫球蛋白、抗病毒藥物— 這也是為了以教育的形式支持人們，以促進他們的復原力和健康。（20）良好的教育、獨立思考和繼續教育的機會也是長期以健康的方式調節世界人口增長的最佳方式。此外，需要就人擇育種生產的食物和生態完善的產出進行廣泛的教育。以及例如，為什麼每天食用肉類對健康的危害大於益處等。如果有足夠多的人對這種“思想轉變”充滿熱情，那麼這一切都是可能的。

人智醫學 - 整合性的醫學

人智醫學由奧地利哲學家魯道夫・施泰納 (Rudolf Steiner) (1861-1925) 和荷蘭醫師伊塔・維格曼（Ita Wegman ）(1861 - 1943) 於 1920 年在瑞士多納赫Dornach所創立。（21）在新冠疫情的這一年正是其一百週年慶典。有趣的是，施泰納在 1920年復活節的 20 場基礎課程講座（22），不僅談及當時仍然嚴重的西班牙流感，而且批判性地闡明了對傳染病模型理解上的偏頗。1920 年4月7日，在一次公開演講中，他還警告了健康和保健的問題有可能會脫離民主管理，佔優勢的科學觀點和政治將以嚴格專制的方式做出決定。

“這種信仰權威的非民主性與對民主的渴望形成強烈對比（......）在當前情況下，在公共衛生保健這樣一個與每個人如此密切、如此無限密切、關係到整個人類社群的領域中，難道不應該爭取比今天更多的民主化嗎？”（23）

無庸置疑地，施泰納並不是質疑技術和事實的權威性。而是關於某種衛生概念由國家當局強制執行的方式，而健康受到威脅的人沒有發言權 — 特別不僅是關於人類的自然科學思維模型，還有健康和疾病的相關概念。由於 Anthroposophy 這個詞 — 希臘文：Anthropos/人、Sophia/智慧 — 意味著人性，很明顯地，施泰納關心的是全面性自我決定和自我發展的人權，以及一個由成熟的人類組成的社群，他們知道他們彼此需要，為彼此而活，而且生活在一起。

100 年後，在新冠病毒危機期間閱讀這些話，它們與當前局勢幾乎具有戲劇性的相關性。尤其是當您將施泰納的擔憂和問題，與比爾・蓋茨（Bill Gates）在其比爾和梅琳達基金會（Bill-and- Melinda Foundation）的網站上聲稱的主要觀點進行比較時。在網站上，他主張對世界人口進行全面檢測、全球疫苗接種策略，並在必要時使用訊息技術進行全面健康監測。他還強調政府和私人部門必須如何共同努力，以確保所有這些都能夠有效實施。

因此，現代科學和經濟的獨裁統治就在眼前。（24）面對這樣的危險，施泰納強調經濟領域絕不能成為“靈性的主人”。人民的健康不應以經濟的態度來服務，而應以“社會意識”來服務。例如，要解釋傷寒，需要與傷寒桿菌完全不同的東西。畢竟，衛生問題與社會地位和教育問題密切相關。施泰納呼籲有健康意識的患者，即“成年的人”，“將平等面對這個對他說此說彼的人：知識淵博的醫生”（25） 但是，為了如此，學校教育是必要的，以為此奠定基礎。生病的人不應該接受權威性的東西，但盡可能地出於洞察力。施泰納的信條是：社會問題必須透過教育的方法來解決，而教育問題必須以以兒童及青少年健康發展為導向的學校系統，而不是追求商業和政治的績效標準。因此當1919年華德福教育（Waldorf Education）成立時，他要求孩子必須接受教育直到 18 歲，然後取決於年輕人當時的意圖，才為任何需要的離校資格做準備 。對施泰納來說，教育是醫療保健最重要的部分— 教育是預防醫學。（26）

在人智醫學中，以不同的方式描述這些不同的層次，命名為物質身、以太身、星辰身和自我組織，而疾病或體質的虛弱可以從這些不同的層次中產生。這些“有機組織”有複雜的相互關係，魯道夫・施泰納也稱它們為人身上的“成員”，以具有法則性的方式協同工作。在這兒，我們談的是人的重要組成，如物質-身體、充滿生命、有靈魂和有被賜予的靈性。決定性的是，有法則性的聯繫和相互作用不僅構成了複雜的身體，而且在生命過程中，它們還可以透過生長和發育從身體構型的活動中再次釋放自身。因而可以作為思考、情感和行動（意願）（27）的心魂能力，展現為內在心魂空間的發展。這樣的想法也使得我們可以具體地思考人的生前和死後。正如自由落體定律在物體下落時起作用一樣，我們也可以“只”去思考它而沒有任何東西落下。同樣地，人在出生前可以被想像為“永恆的”，即活在思維、情感和意圖中，而在死後，當他放下塵世的身體，回顧他的生命和發展直到終點。

（圖）人的組成與思考、情感和意願的關係 （28）

這種看待人的觀點不僅使整合醫學成為可能，包括常規醫學在物質層面上的可能性。同時，我們也可以更具體地理解為什麼健康也可以直接受到生活方式和心魂的自我教育，以及靈性的冥想和宗教修行的影響。這些連結可以被仔細地研究，而且我們將學會體驗思想的靈性實相— 包括我們自己的“吾”（“I”）或自我（Self）的思想。當我們開始有意識地活在我們的思想、感受和意願中，就像在一個非感官世界中一樣，我們存有“永恆”的家，就如同我們的身體是存在於短暫的世界中一樣，那麼比起不相信靈性世界的人，我們就會以不同的力量站在生命之中。（29）

這樣一個人的靈性圖象，可以被視為一種對抗物質主義世界觀侵犯的補救措施。物質主義的世界觀宣稱人是物質過程的偶然產物，讓我們不確定我們的內在本質。這將導致恐懼和抑鬱。並且認為死後持續的靈性生命是瘋狂的或不科學的信仰，充滿了嘲笑和蔑視。另外，我們也很容易理解，有這種想法的人，在發展生態和同理意識方面也會有很大的困難。(三之二)

Bibliography:

11. https://www.cicero.de/aussenpolitik/C-pandemie-schweden-skifahren-staatsepidemiologe-anders-tegnell/plus
12.https://www.dgi-net.de/senioren-vor-covid-19-schuetzen-junge-infizieren-ein-gefaehrlicher-irrweg/
13.例如，在 3 月 23 日德國的接觸禁令由於計算 RKI 不再對 R 因子產生任何影響，R 因子是大流行傳播所依賴的傳播率。 自 3 月 22 日以來，它一直保持在 1 左右。參見 RKI 2020 年 4 月 14 日的報告，www.rki.de 和 heise online 的報告，自 2020 年 4 月 14 日起，請參見 https://www.heise.de /.
14.https://www.cicero.de/aussenpolitik/C-pandemie-schweden-skifahren-staatsepidemiologe-anders-tegnell/plus
15.參見 Stoisch gegen den Rest der Welt, (Stoisch against the rest of the world), NZZ on Sunday 12 April 2020.
16.見 www.diagnose-funk.org
17.另見 Andreas Neider 的貢獻。
18.Thomas Hardtmuth，Die Rolle der Viren in Evolution und Medizin，（病毒在演化和醫學中的角色）p47.
19.同上，p46.
20.見 Michaela Glöckler，School as Environment for Healthy Development 學校作為健康發展的環境
21.見 Michaela Glöckler，Was ist Anthroposophische Medizin? cit..（什麼是人智醫學?）。
22.見 Rudolf Steiner，Introduction to Anthroposophic Medicine (Spiritual Science and Medicine). First Doctors Course, 1999, Anthroposophical Press, Hudson, N.Y, CW 312
23.魯道夫・施泰納 Rudolf Steiner, Hygiene als Soziale Frage, öffentlicher Vortrag, 7. April 1920. In: Fachwissenschaften und Anthroposophie, GA 73a, Dornach 2005 (衛生保健作為社會問題)
24.另見 Andreas Neider 的貢獻。
25.同上。
26.同上。
27.見 Rudolf Steiner, Ita Wegmann, Fundamentals of Therapy, GA 27, Mercury Press, 1999, USA。
28.圖片取自 Michaela Glöckler，School as Environment for Healthy Development（作為健康發展環境的學校）。Schule als Ort gesunder Entwicklung。 Erfahrungen und Perspektiven aus der Waldorfpädagogik für die Erziehung im 21. Jahrhundert, Stuttgart 2020。
29.另見 Andreas Neider 的貢獻。

作者：Michaela Glöckler M.D，小兒科醫師。醫學院畢業後在Herdecke社區醫院擔任醫師及Witten施泰納華德福學校的校醫，一直持續到1987 年。1988年至2016年擔任瑞士歌德館醫學部部長，也是兒童聯盟（Alliance for Childhood）和歐洲人智學倡議聯盟（European Alliance for Initiatives for Applied Anthroposophy/ELIANT）的共同創始人，主持許多國際講座和研討會。著作等身，包括：什麼是人智醫學？ 學校作為健康發展的場域、兒童健康指南（與 Wolfgang Goebel醫師和Karin Michael醫師合著）、人際關係中的力量等等。

本文經作者 Dr. Michaela Glöckler 授權

翻譯：德翻英 Astrid Schmitt-Stegmann；英翻中：許文婷 

出處：Corona - eine Krise und ihre Bewältigung — Verständnishilfen und medizinisch-therapeutische Anregungen aus der Anthroposophie. Michaela Glöckler, Andreas Neider, Hartmut Ramm. Akanthos Akademie Edition Zeitfragen 2020/6 出版 

(Thanks to Photographer Vitolda Klein)

面對新冠危機的提問與思考-以人智醫學的視角 （三之一）

作者：Michaela Glöckler 醫師

寫於 2020復活節

重要聲明： 本文的建議來自作者所知所信並經過謹慎地考量和查證。 但是，它並不能取代必要的醫療處置。

僅以此文紀念義大利人智醫學醫師 Dr. Giancarlo Buccheri，於 2020年4月7日因COVID-19感染而在米蘭的重症加護病房逝世，享年 70 歲。

疫情是如何開始的？

2020年1月7日，新型冠狀病毒被命名為SARS-CoV-2。疫情爆發後迅速蔓延：回溯調查時發現，可能早在 2019年11月，在中國武漢的野生動物市場上，冠狀病毒首次感染人類。直到12月的最後一天，中國才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了27例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又等到2020年1月1日，當局才關閉了華南市場。在這幾個月裡，每天仍有3萬個旅客自武漢這個交通樞紐前往世界各地，直到1月23日封城。於此同時，台灣已開始安排自該地區入境的旅客需接受檢查。自那之後，台灣這個民主國家被公認為是對抗此病毒的典範。台灣也是第一個將此病通報世界衛生組織的國家，甚至在中國之前，但當時世衛當局並沒有回應。

1月9日，首例SARS-CoV-2相關肺炎患者正式宣告死亡。專家們開始警覺，因為近期的冠狀病毒大流行 — 如非典型肺炎（SARS）、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MERS）等 — 是危險且高死亡率的。1月12日，柏林夏里特大學（Charité Berlin）的德羅森・克里斯君教授（Prof. Christian Drosten）研發出PCR測方法，次日在泰國發現首例中國的境外感染病例，兩天後在日本和韓國也現蹤。1月30日，世界衛生組織宣布此為“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HEIC）。

在這新型肺部疾病 — 現在已被世界衛生組織命名為 COVID-19 — 被發現之後，在媒體上幾乎每天都有關於世界性大流行的最新新聞。而且，在疫情中政府對全體民眾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生活產生了多麼巨大的影響。結果，我們所有人的意識突然發生了變化，經濟生活遭受了巨大損失，文化生活包括大學、中小學和幼兒園等陷入停頓，社交活動急遽減少，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完全被禁止，在民主制度下早已習慣了的個人和社會自由都被迫中止。

除此之外，還有無處不在的恐懼。過去普通的感冒、咳嗽或流感，現在可能會引起恐慌，蜂擁而至的門診病人使醫師不堪負荷。來自義大利的恐怖影像透過電視新聞和網路進入我們的意識，有些人已經看到自己也在走向墳墓的路上，或者想像著窒息的感覺。

由於我自己在過去幾個月中與許多人聯繫或互通電子郵件，因此許多與此相關的問題和思考一再不斷的出現，這就是為什麼我想在本書中分享這些問題以及我對它們的看法。儘管在現階段，我們關心的許多問題還無法找到令人滿意的答案，但它仍然很重要，尤其是現在很多人可以有時間就如何理解這次疫情交換意見 — 它將持續多長時間，後果將是什麼，以及我們可以如何自這場危機中學習 — 這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影響著我們每個人。

不過，作為無國界醫師組織（MSF）的支持者，我想藉此機會先說幾句。我跟隨無國界醫師致力於研究貧困國家真實的情況，盡可能地提供組織建議，並直接給予幫助。因為成千上萬的人已經掙扎在愛滋病毒（HIV）、肝炎或肺結核等慢性病，因此他們特別容易感染這種新病毒。更不用說逃離的羅興亞人（Rohingyas ），他們必須在難民營中如此密集地生活在一起，在那裡保持社交距離和頻繁洗手只是不切實際的夢想。同樣地，我對那些感到對這些人負有共同責任的人也非常關心。

我不想錯過以無國界醫師為例的機會，他們試圖了解當地情況，並開始各式大大小小的行動倡議，儘管也可能擔心他們讓自己處於危險之中。他們無所畏懼並同情共感地想做任何在組織上和實務上可能和可行的事。這種奮不顧身值得我們支持、感激和深深的敬意。幾年前的一本書就以此為主題發表，書名為“勇氣和人性”（Courage and Humanity）（1）。醫學要為全人類服務 — 它屬於每個人，但每個人往往透過非常不一樣的方式來獲得。在新型冠狀病毒的危機中，如何改變這種情況，也是一個比平時更需加以覺察的問題。而我也希望在這裡提出的一些內容可以幫助找到答案。無論如何，幸運的是，在政府領導失敗的地方，民間社會反而變得越來越活躍。但政府的力量也是有必要的，若沒有政府的力量，完成目標的可能性會越來越少。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每個人都可以為“新型冠狀病毒的轉捩點”做出貢獻。

為什麼 COVID-19 比“正常”病毒流感更危險？

雖然病例數沒有人們擔心的那麼多，但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 的死亡率很高，它在 2002 年也源於中國，很可能是自蝙蝠所開始的。它感染了 8000 人，774 人死亡，約佔 10%。中東地區由駱駝傳播的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MERS-CoV)也感染了1200 人，其中447 人死亡。

冠狀病毒科種類繁多，其會導致人類和動物的多種疾病。雖然它們通常只會在人類引起感冒，但也可能導致危及生命的疾病。儘管迄今為止的統計數據表明 COVID-19併發症的發生率明顯低於之前的冠狀病毒大流行，但COVID-19相關肺炎的危害尤其嚴重。由於呼吸道和肺泡周圍細小的結締組織發生發炎性腫脹，肺炎最初是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開始的，但隨後會突然非常劇烈地呈現，需要重症醫療甚至是人工呼吸器。這是它與由肺炎鏈球菌引起的典型肺炎的不同之處。典型肺炎通常以發燒、身體虛弱和極度不適等急性症狀開始，迫使患者臥床休息。且由於它是由細菌引起的，必要時可用抗生素治療。相形之下，由病毒引起的肺炎被稱為非典型肺炎，因為腫脹的不是肺泡本身，如肺炎鏈球菌肺炎，而是肺泡之間的結締組織。其一開始進行緩慢，然後突然變得非常危急，並造成溺水的感受。除了給與氧氣之外，通常還需要包括人工呼吸器在內的重症加護醫療。

與可以用抗生素治療的典型肺炎不同，常規醫學沒有可以阻止病毒活動的特定藥物。有所謂的抗病毒藥物 — 但這些藥物不是特定針對COVID-19的，並有明顯的副作用。因此，病毒相關疾病的治療依賴於疫苗接種，以及，如果可能的話，還需要使用特定抗體（即所謂的高免疫球蛋白hyperimmunoglobin）進行治療，這種抗體可以使病毒去活化。然而，這些只能從人體中獲得，例如病癒的人，透過克服疾病因而能產生相應的免疫球蛋白。

這種治療方式將來可能會可行，但目前尚無法實現（譯者按：截至2021.5.20各國已有多項針對於此的研究）。在治療方面，有趣的是，中國大多數患者在疫情危機期間都依賴中醫，而順勢療法和人智醫學的支持療法似乎也在歐洲證明了它們的價值。無論如何，我們可以在疫病危機進一部探討。

什麼是病毒？

病毒這個詞來自拉丁文，意思是粘液、毒藥、口水。羅馬百科全書編纂者Aulus Cornelius Celsus（公元前25年-公元50年）（2）首次將之引用入醫學。他的八本醫學訓練書籍於15世紀首次印刷並廣為流傳。當中許多的治療建議 — 例如針對發炎的生理性發燒治療 — 今天仍具意義。由於當時還沒有電子顯微鏡，因此只可確定有毒的液體或污染的水（如唾液和其他分泌物和排泄物）是疾病的原因，但不能確定問題的潛在病原。因此，病毒是20世紀才初生的研究。我們從六十年代末就知道冠狀病毒。但直到 2017 年諾貝爾化學獎頒給了 Jacques Dubochet（瑞士）、德國出生的 Joachim Frank（美國）和 Richard Henderson（英國）發明了冷凍電子顯微鏡之後，才使研究單個可見的生物分子成為可能。這種方法簡化並增進了生物分子的可見性，展開了生物化學的新時代。

在“疫情及其原因：人類如何在無意中造成了新的流行病”的標題下，科學記者和生物學家菲利普・貝斯格（Philip Bethge）於2020年4月3日發表在Spiegel/Science（3）上的文章是一個卓越的反思。他寫道，當前爆發的疫情並非偶然。物種的滅絕、大自然的破壞和氣候變遷長期以來增加了疾病從動物傳播到人類的風險。蝙蝠和狐蝠是特別適合冠狀病毒的宿主，目前已知有3200種不同的冠狀病毒與之共存。雖然我們不知道SARS-CoV-2此冠狀病毒跨越到人類已經有多久的時間，但我們知道這些是導致此類流行病的典型演化機轉，在其中人類扮演重要的角色。病原體一次又一次地從動物傳染給人類。這些所謂的人畜共同傳染病在世界各地正不斷增加著。為什麼？人口增長和自然破壞、物種滅絕和氣候變化促使了這類流行病的出現和蔓延，因為相關的棲息地破壞會導致並促進物種邊界的跨越。

但是我們如何能理解呢？為了理解這一點，我們必須了解一些關於病毒的特殊性質。

病毒本身並不是生物。它僅由較短或較長的 DNA（DNA 病毒）或 RNA（RNA 病毒）的遺傳物質組成。它被不同形狀的蛋白質外套或莢膜包覆，通常是幾何形。因此，冠狀病毒因其美麗的球形而得名。人們所知的科學及其在醫學和農業所應用的基因工程、基因技術或基因調控，都是基於對病毒自然生存方式的研究。病毒自身作為一小片段的遺傳物質，進入其他物種的細胞中，或與它們和平共處並改變它們的遺傳物質，或是破壞宿主並尋找新的細胞，就像是由病毒引起的相關疾病一樣，直到免疫系統停止活動。透過引入某些遺傳物質序列以改變生物體，事實上這一直是病毒的“日常活動”，而不是人類的發明。如果病毒沒有進入細菌、植物、動物或人類的健康細胞，它們只能存活短暫的片刻。若在陽光和高溫下，它們很快就會被破壞。在潮濕或冷凍的情況下，它們可以較長時間保持活性。古典遺傳學過去稱之為自發性突變 — 基因體突然的改變 — 如我們今天所知，本質上是病毒他們的工作，即歸功於病毒。即使這一領域的研究只有幾十年的歷史，包括表觀遺傳學帶來的新面向以及對開放發展系統的現代遺傳理解，但已足夠我們了解並對這世界生物演化中的“遺傳小幫手”致上敬意。可以這麼說，它們是一種“移動性的遺傳物質”，主要為宿主生物體的利益服務，而非對其有害。

然而，如果這個系統受到刺激，它們會發展出致病性，造成疾病。病毒和細菌對人類是屬於正向的角色或是引發疾病，取決於生物有機組織及其所屬環境的狀況。它們也會因不同的氣候和地理位置而引發不同的疾病。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是 Pfeiffer's glandular fever（傳染性單核白血球增多症mononucleosis ）。它是由愛坡斯坦-巴爾病毒Epstein-Barr virus（EBV）病毒引起的。然而，在非洲，同樣的病毒會導致布凱特氏淋巴瘤Burkitt's lymphoma，一種惡性淋巴腺疾病。在中國，它是導致某種形式的喉癌的罪魁禍首。病毒會根據環境狀況以及它們進入的宿主有機體來調整它們的工作方式。托馬斯・哈特穆斯 (Thomas Hardtmuth) 就這個主題寫了一篇非常易讀的文章。他用許多例子來說明病毒依其所處環境而有高度的可塑性（4）。

基於這些原因，也很容易理解為什麼要生產針對某些病毒的疫苗是如此困難，因為它們的變化速度比疫苗的生產還要快，而且病毒在人體體質中的作用模式也不同。我們也都非常清楚，儘管人們會針對特定流感病毒株來接種流感疫苗，但仍無法戰勝流感，因為仍有足夠多的其他變種病毒可以引起這種疾病。 托馬斯・哈特穆斯（Thomas Hardtmuth） 總結了他迄今為止的研究成果：

“從系統科學的角度來看，病毒整體（病毒圈）示現了生物體之間全面性遺傳交流的媒介。因此，個別生物的基因體不是隨機突變的結果，而是可以理解為來自這個以對話方式所組織的病毒圈系統在外圍與中心的演化新安排。（...）病毒基因的高度可塑性、適應性和可變性，已透過在所有生物體中的細胞內RNA負責極為複雜的遺傳“訊息處理”，並經由無數次的發展過程而被內化和保存，作為環境和生物體之間的表觀遺傳調節因子，而這也是進一步發展和生物多樣性的先決條件。病毒具有雙重性質，因為它們是遺傳促發者，同時也是病原體。在這樣的背景下，它們的致病性被證明只是一個特例，因為它們對壓力敏感並破壞每一個創新的、有生命力的發展。”（5）

然而，這回答了為什麼人們的現代生活方式和經濟體系，對諸如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之類的事情必須決然地共同負責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Thomas Hardtmuth提到了Günther Witzany的生物傳播（biocommunication）概念：

“近年來越來越明顯的是，高度危險性的病毒感染是一種特殊的情況，是那些無法在宿主生物體內發展出長久生活方式的病毒特徵。在多數情況下，病毒生活在宿主體內，並且幫助它，抵禦競爭性寄生蟲（從而獲得更高程度的免疫力，輔助型T細胞等）。因此，它們通常成為宿主或整個宿主物種演化史的一部分。能長久生存於宿主內的病毒，對於物種多樣性和宿主基因體的處理過程是重要的。實際上，自然界基因體處理過程的所有能力，如保存在基因讀取、轉錄、轉譯和重組（及其所有步驟和中間步驟）所呈現的，都源於病毒的能力。（...）因為透過觀察我們已經知道病毒能夠將遺傳物質整合到宿主基因體中，因此病毒除了感染性生存策略之外，還具有與宿主共生的生活方式。它們將性狀特徵（phenotypic characteristics）轉移到宿主身上，而同一物種的未感染宿主則沒有。作為依賴宿主複製的內共生性病毒，它們透過遺傳延續而成為宿主生命史的一部分，從而也成為宿主基因體識別的一部分。”（6）

正如今天有越來越多的研究了解到腸道微生物群對人體健康和疾病的重要性一樣，病毒的研究將越來越揭示出人類表觀基因體“在我們生命中無時無刻”被病毒持續影響的基礎：“透過飲食、生活方式、習慣、疾病、及我們的靈性狀態 — 甚至透過我們形成的心理圖像，它們也與基因體相關。”（7） Hardtmuth 引用了一個事實作為例子，即今日的人們可以很好地消化含澱粉的食物，是因為他們透過整合來自病毒的核苷酸序列從而在基因遺傳上獲得了這種能力，該序列是唾液腺中必要的澱粉酶基因的表現。我們通常沒想到我們應該感激這“流浪基因體”(wandering genome)以如此智慧的方式，而使人類大部分的遺傳物質在演化過程中與病毒整合。

為什麼人類對病毒的反應如此不同？

綜上所述，已經有一些證據可以幫助回答這個問題。導致疾病的不僅是“病毒”，而是個體體質與這個入侵者的相互作用。我們確實知道為什麼當全家人都患流感時，母親通常不會被感染 — 最多只會在家人恢復健康而她需要好好休息時才會病倒。而年輕的助理醫師或護士，在新加入感染科病房團隊工作時也經常出現“初次感染”。因為即使是專業的醫療人員，也會對感染的風險心生恐懼，遑論是陌生的新的開始，這使人們感到不安全，造成壓力並破壞自己的健康平衡，因而更容易被患者感染。

為什麼我們說感冒是受寒或著涼（cold）？因為體溫過低或吹過多冷風也會擾亂脆弱的健康平衡，如同睡眠過少、不規律或不健康的飲食等。 在大城市和都會區，空氣污染加劇了這一點，無論如何對呼吸道都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並且假如我們不將運輸和工業生產過程導向更加人性化的生態，就會一直保持這種狀態。每個生物體每天都必須面對各種對健康的危害。

這要透過適應良好的免疫系統 — 這是身體自身自癒能力的重要因素 — 來加以代償。此外，還有上面提到的社會差異。從這個角度來看，健康和疾病也不是對立的 — 相反地，而是疾病（illness）和療癒（healing）。然而，健康始終是一個脆弱的平衡狀態 — 在存在的疾病因素與身體擁有的療癒和修復可能性之間的平衡。這就是為什麼這個問題如此重要的原因：什麼能強化身體的療癒和代償疾病的能力，什麼會弱化它們？這些當前關於健康、復原能力（resilience）和以健康為導向的基本問題。（8）

因此，對於新冠肺炎我們知道：病毒是造成這些疾病症狀的理由（reason），但不是起因（cause）！我們可以非常肯定：無論出於何種原因，任何往疾病傾向發展的人遲早都會遇到一種類似流感感染的病毒，即便不是冠狀病毒。在這段時間裡，不少不得不與流感奮鬥並自己進行了 SARS-CoV-2 檢測的人，當檢測結果為陰性並且檢測到其他病毒時，幾乎都有點失望。

如果病毒確實是疾病的起因，那麼迄今為止，幾乎每個人都應該會在流感流行期間被感染，因為我們對其接觸沒有任何限制。新冠疫情的例子也表明：大多數人沒有症狀，或者只是輕微地感冒咳嗽。事實上，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透過“社交距離”來降低感染率，其原因是因為人們擔心現有的醫療保健可能還不足以承載SARS-CoV-2 病毒感染的重症患者，因為我們無法知道有多少感染者會患上重症。

為什麼個體被感染的傾向如此不同？

因為那些擁有穩定免疫系統和良好自癒能力的人具有抵抗力，可以保護自己。身體會悄悄地調動其對疾病的免疫防禦，從而根本不會注意到或只是輕微地注意到病毒入侵。然而，生病的人可能想知道為什麼他身體的自身保護功能在此時此刻失敗了，因此在這些個案中，SARS-CoV-2 感染可能會出現或多或少的嚴重症狀。根據這些削弱免疫系統的原因，我們可以更有目標性地幫助自身。除了上述可能導致的原因例如體溫過低和某些生活型態的因素（如睡眠、飲食、缺乏運動或缺乏壓力耐受力）外，心理和靈性的因素可能也扮演重要角色。

例如，任何曾罹患皰疹病毒的人，都非常清楚它們會在何種情況下出現，然後又消失。病毒會留在體內，但只有在適當的條件下才會發作。這也可透過測量唾液中皰疹病毒的活性來進行診斷，並在壓力研究中作為慢性心理壓力的指標。我們從心理神經免疫學的研究中也了解到，動機和正向的感受大大地增強了免疫系統。此外，健康促進和復原能力相關研究也證明了靈性取向（spiritual orientation）、宗教信仰，或樂觀的世界觀對健康狀況的影響有多大，使我們能夠建設性地面對並處理生命的需求。

動人的例子有維克多・弗蘭克 (Victor Frankl) 所著的書籍，“Tritzdem Ja zum Leben sagen/Inspite of it, say yes to life （中文書名：向生命說Yes！）”，雅克・盧塞蘭 (Jacques Lusseyran)，“Das wiedergefundene Licht/And there was Light （並且有光）”，漢斯・喬納斯 (Hans Jonas)，“Der Gottesbegriff” nach Auschwitz/The Concept of God after Auschwitz”或 Tim Guénard 所著的書，“Plus fort que la Haine/Stronger than Hate”，一個來自法國受到嚴重創傷的孩子，長大後描述在他人生道路上的感恩和喜悅。是什麼讓這些人活下來了 — 儘管他們自己不得不忍受或目睹所有非人性的對待 — 是一個人的靈性存在與命運的覺醒和不斷強化的確信，這是永遠不會被剝奪的。

從這些全部的因素，很明顯地，我們的認同（identity）與我們的免疫力（immunity）有多麼強烈的關聯。根據我們所連結與認同的（信念），這就是使我們變得更強大或更虛弱的原因。我們這個時代無數難民的命運也見證了基於對上帝、對自己和對命運的信任高度（堅忍）力量，即使在最困難的環境中也能倖存下來。生存意志和對更美好生活的盼望具有如此重要的影響，使得免疫系統無視任何需要忍受的傷害，例如過度疲勞、炎熱、寒冷、缺乏食物和水、恐懼和暴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肆虐的西班牙流感當然不僅是由於該病毒，而是因為經歷世界大戰災難後的人類，熟悉的生存空間被破壞與損毀、恐懼、暴力、飢餓、逃亡和許多痛苦的失去等。

為什麼人類在應對疾病時，有與動物和植物不同的問題和可能性？

在外部的自然世界中，疾病幾乎不發生，它們只是以生態平衡“調節者（regulators）”的姿態出現。即使是野生動物也不用面對這個問題。因為當動物生病或發生意外時，牠很快就會被吃掉或死亡，因為牠無法再養活自己。另一可能是當植物和動物物種因棲息地被人類改變而生病滅絕，因其無法再自我調適，因而受到威脅或滅亡。寵物之所以不同，是因為牠們與人類共生的生命形式以及相關的獸醫學發展。因為與疾病共存是人類特有的事情。為什麼？

在兒童和青少年時期，急性感染性疾病是最常見的；在20至40歲 — 在教育和培訓、職業生涯、共組家庭這段期間，主要是身心疾病，這是這段時期的典型表現；之後或早或晚，會開始出現慢性疾病，一直到我們生命的盡頭。這些“正常的疾病”伴隨著每個生命史 — 在每個個案或多或少地呈現出來，或僅僅存在此疾病傾向。因此，如果有人說：我一直都很健康，他/她可能是忽略了偶爾的感冒或假期腹瀉。這就是為什麼醫師會在病史中寫道：從未患過嚴重疾病。

但為什麼人類會這樣呢？為什麼我們沒有輕鬆適應任何地方的天生能力？為什麼我們在成長過程中會對身體、心魂和靈性上的疾病做出反應？上述提到的三種疾病可以說明這一點：因為它們都有不可或缺的積極副作用：成長過程中的急性感染促進了免疫系統穩定的發展，在最好的情況下，這可以防止我們在一生中罹患重病；另一方面，身心問題使我們尋找方法來變得更能承受壓力，更好地應對挫折，變得更加自信並代表我們自己。許多人從自我指導和自我管理開始，或者閱讀諸如魯道夫・施泰納 (Rudolf Steiner) 的“如何認識更高層的世界（How to Know Higher Worlds）”之類的靈性培訓書籍，或是瑜伽或禪修課程。結果是我們的“心魂免疫系統”穩定下來。我們學會更好地與自己和我們的環境相處。

儘管對某些人來說可能並不舒服，但正是這些病痛和疾病症狀對我們有所幫助 — 它們為我們指引了道路，喚醒了我們所需要的學習目標。鳥、狗和貓不可能變得比牠們本身更加完美。那麼，面對疾病的核心是什麼？鳥不會因為生病而變得更“像鳥”，但只有我們人類，可以在一生中不斷學習，並變得更加人性化。

發生在生命最後三分之一時光的慢性病又有什麼積極的副作用呢？它們經常有機會提出關於發展和意義的問題，其中還包括死亡和可能的脫離實體形式的存在問題。這種有關存在的反思也可以成為重新定位靈性的機會。當我們親身體驗到肉體存在的侷限性和脆弱時，就會喚醒新的感受和思維，指引我們朝向不朽的純粹靈性存在。這並不存在於身體之中，而是存在於我們的思想、感受、意圖的力量中 — 存在於我們更有意識地發展的認同中。以這樣的方式，一種可以稱為“靈性免疫”的東西就產生了。

除了這三種形式的疾病或多或少密集地伴隨著每個人的生命過程之外，還有一個非常難以理解的疾病類型。這類是與命運相關的意外疾病。例如，兒童白血病、先天性心臟缺損、導致身體殘疾的意外事故、食物中毒等。在這裡，只有我們從伴隨生命的這些“正常疾病”中，了解到疾病不會傷害我們而是想要幫助我們時，才有可能試著去“尋找意義”。它們不是“上帝的懲罰”，而是每個人個體化發展的支持者。誰若曾經試著回答這些問題：為什麼這會發生在我身上？我的生命發生了什麼變化？我能從這次特殊的經驗中學習到什麼？他將找到意義，以及朝向未來之路的個人信息 — 如果他真的想要的話。我們也會自問— 當面對因疾病而死亡，或突然死去“一切都煙消雲散”的時候— 為什麼要學習這些關於死亡與結束的事？（ 9）

諸如此類的想法會使人們自然地意識到，人的發展在一世的生命中不可能是“完美”的。死亡確實結束了塵世的生命，但我們懷疑發展不會就此結束。

否則，如果人只存在於一世，那麼約翰福音中的預言：“您會知道真理，真理會讓您自由”（約翰福音 8:32）應該如何實現？當我們認真思考人的發展能力時，自然會想到輪迴。然後這個想法就會讓人感到釋放，因為我們可以把在塵世上一世生命的成就帶入死亡和新生之間的生命。在那裡，以一種靈性存在的形式準備下一世的生命，那裡有新的任務需要我們進一步發展。然而，在進入另一種非身體的存在形式時，我們只能帶走我們已經化為自身的思考、感受和意願。（10）因此，如此思量的結果，使我們對地球的共同責任感增長，因此得以成為我們在未來長長的時間中進一步發展的機會。（三之一)

Bibliography:

1. Tankred Stöbe，Mut 和 Menschlichkeit。 Als Arzt weltweit in Grenzsituationen，Frankfurt M. 2019。（勇氣與人性）
2. 見 https://de.wikipedia.org/wiki/Aulus_Cornelius_Celsus
3. https://www.spiegel.de/wissenschaft/natur/pandemien-und-ihre-ursachen-so-zuechtet-der-mensch-ungewollt-neue-seuchen-a-00000000-0002-0001-0000-000170323296
4. Thomas Hardtmuth, Die Rolle der Viren in Evolution und Medizin – Versuch einer systemischen Perspektive. In: Jahrbuch für Goetheanismus, Band 36, Stuttgart 2019, p. 3-61.（病毒在演化和醫學中的角色）
5. 同2.
6. Günther Witzany, Biokommunikation und natürliche Bearbeitung genetischer Texte – die Anwendung der sprachpragmatischen Philosophie der Biologie. Norderstedt 2010, p. 121. Quoted from Thomas Hardtmuth, op. cit. 
7. 托馬斯・哈特穆斯(Thomas Hardtmuth)，同前，引用，p27.
8. 參見 Michaela Glöckler，Was ist Anthroposophische Medizin? Wissenschaftliche Grundlagen, therapeutische Möglichkeiten, Entwicklungsperspektiven, Dornach 2017. （什麼是人智醫學？）
9. 見 Michaela Glöckler, Raphael und die Mysterien von Krankheit und Heilung，可從：https://www.buch-engel.com/Gloeckler-Michaela-Hrsg-Raphael 或洽歌德館醫學部。
10. 參見 Rudolf Steiner 的講座，《The Inner Nature of Man and Life and Our Life between Death and New Birth  人與生命的內在本質，以及我們在死亡與新生之間的生命》，Forrest Row，2013 年。

作者：Michaela Glöckler M.D，小兒科醫師。醫學院畢業後在Herdecke 社區醫院擔任醫師及Witten施泰納華德福學校的校醫，一直持續到1987 年。1988年至2016年擔任瑞士歌德館醫學部部長，也是兒童聯盟（Alliance for Childhood）和歐洲人智學倡議聯盟（European Alliance for Initiatives for Applied Anthroposophy/ELIANT）的共同創始人，主持許多國際講座和研討會。著作等身，包括：什麼是人智醫學？ 學校作為健康發展的場域、兒童健康指南（與 Wolfgang Goebel醫師和Karin Michael醫師合著）、人際關係中的力量等等。

本文經作者 Dr. Michaela Glöckler 授權

翻譯：德翻英 Astrid Schmitt-Stegmann；英翻中：許文婷 

出處：Corona - eine Krise und ihre Bewältigung — Verständnishilfen und medizinisch-therapeutische Anregungen aus der Anthroposophie. Michaela Glöckler, Andreas Neider, Hartmut Ramm. Akanthos Akademie Edition Zeitfragen 2020/6 出版

(Thanks to Photographer Vitolda Klein)

人智學護理之外用處置— 活化自我組織的療癒方式

作者：Michaela Glöckler, M.D醫師

■ 摘要
外用處置（Äußere Anwendungen）在人智醫學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魯道夫・施泰納（Rudolf Steiner）期待這種治療方法甚至能相對早地提供實證，來證明此新治療取向的有效性（GA312全集312卷），因為它直接活化了自我組織（Ich-Organisation ）—帕拉塞爾蘇斯（Paracelsus）所說的「內在的醫師」。自我組織於身體層面上，展現在對溫熱機體（warmth-organism）的調控，但它也以心魂與靈性的形式，活躍在對愛與創發力的體驗中。自我組織使身、心、靈的功能整合且井然有序。我們可以透過許多不同方式的外用處置來支持自我組織—透過加溫、透過伴隨著反應性升溫過程的冷刺激、經由皮膚透過神經感官組織吸收藥物，以及透過專業的、人性化的關注和緊密連結。因此，對患者身體的尊重決定了治療的態度：在患者身上活著一種靈性上自主的自我存在，其物質性的載體─即自我組織─是我們在進行治療干預時訴求的對象。有時也適合這樣做：例如將沐浴療法與冥思結合，使之能強化發展靈性認同和獲得身體健康兩者之間的連結。

在人智醫學中，外用處置扮演著核心的角色。如本期Merkurstab《莫丘利權杖》輯錄的論文所顯示：外用處置不僅有效，而且還帶來令人愉悅且立即感到療癒的經驗。根據記載，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中譯註：歐洲中世紀經院派哲學家和神學家。）回答了以下問題：「如果一個人感到非常難過時，有什麼是可以協助的？」：「泡個熱水澡，或者和一個好朋友聊天，都會有所幫助。」自然科學的醫學專注於把外用處置相關的，刺激血液循環及其所使用萃取液（Essenzen）與藥物的作用，視為主要的作用機轉；人智醫學則是聚焦在四個本質身體（vier Wesensglieder）的靈性法則（1），尤其是關於自我組織的作用模式。因為這正展現在對負責血液循環與溫暖的溫熱機體的調控上。於此，身體可測量的溫暖的品質，與心魂體驗到及透過靈性活動所展現的溫暖的品質，兩者是相互影響的。此一部分可以與另一部分協同工作，並支持身體、心魂和靈性的整體性。自我組織活躍在每次感官知覺，以及自發投入心魂或靈性的參與時專注的溫暖裡，因為在其中我們為「為某事暖身」。

自我組織是什麼？

魯道夫·施泰納描述其特徵如下：「一個人從今起視為是他更早期的『我』的、那個回憶心像的交織物，可稱為『自我身（Ich-Leib）』或『思維身（Gedankenleib）』。在這個脈絡下，『身』（Leib）這個字必須比用來稱呼『身體』的『體』擁有更廣義的理解範圍。『身』在此意謂著一個人自身所經歷的一切；他不會說：他就是它，而是說：他本身就擁有它。」（2）自我組織因此以思維形式含納了物質身、乙太身、星辰身的法則性，而使整個人體乃至最小的細胞都是自我組織作用的結果（3）。


這一點已清楚顯現在胚胎發育的過程中：物質身的靈性胚芽（Geistkeim）—一個靈性思維法則的組織（Gedanken-Gesetzes-Gewebe）、為了將臨的塵世生命所需的身體工具的藍圖—在先前選擇了適當的遺傳物質（有時要經過好幾個世代）之後，穿透了受精卵。而胚胎中胚膜的形成，顯示出本質身體的超感官活動：物質有機組織—透過絨毛膜的形成；乙太身—透過羊膜的形成；星辰身—透過尿囊的形成；以及自我組織—透過卵黃囊的形成（4）。而就胚胎本身而言，乙太活動展現在器官組織的生長中，星辰身展現在分化活動中，從而產生特定的器官組織與細胞結構。另一方面，自我組織透過整合與協調其餘三個本質身體的活動來執行它塑形的任務。

不同類型的應用方式

自我組織的整合活動，現在可以透過多種外用處置的方式來獲得支持，例如敷片（Auflagen）（如蜂蠟）、沐浴／浸泡（Bäder）（手臂、手、足和坐浴）和油分散浴（Öldispersionsbäder）、塗油（Einreibungen）（全身、局部、器官塗油）（5）、敷布（Kompresse）、包（Packungen），包覆（Umschläge）和包裹（Wickel ）（6）。外用處置還包括根據Christel Heidemannn所進行的顏色穴位經絡療法（Farbakupunktur-Meridian-Therapie）以及吸入香氣，鹽和藥物的方法。然而更廣義而言，按摩技術也可以溫柔地喚醒人們對身體界限的意識而產生一種溫和的自信—可說是介於經驗自己和體驗世界之間（7）。人感覺到自己的臨在：雖然是個獨立存在但並不孤立，而是融入在一個支持和互助的環境中。因此，外用處置也廣泛應用在精疲力竭、慢性疲勞，還有精神性疾病，尤其是憂鬱症（8）、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schen Belastungsstörung）和解離性疾患（dissoziativen Störungen）等領域。它們也是疼痛治療、神經系統疾病（如多發性神經病變Polyneuropathie和偏頭痛）以及臨終照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魯道夫·施泰納對外用處置作用於有機體三元性的重要說明

「如同調製藥物時所需帶入的正確自然物質和自然過程的相關知識十分重要，特定形式的應用方式也同樣重要。這是因為您可以依指示使其作用在神經感官系統（Nerven-Sinnessystem）而以正確的方式帶來康復；或是作用在韻律節奏系統（rhythmische System）；或作用在新陳代謝四肢系統（Stoffwechsel-Gliedmaßensystem）。正因為我們必須作用在這些個別的系統上，因此本質上很重要的是：我們也要知道應如何開始進行這個治療方式。因為幾乎每種療方（Heilmittel ）都可以這三種型式來施用。 …對於那些用於沐浴／浸泡和油膏的療方，或者甚至有時需以外部物理的方式對人體進行治療，如按摩或類似過程；總之，無論是用什麼方法，這都是以一種較外部的方式將療方或療癒過程帶入人體，因為我們期待這種治療方法可以作用在神經感官系統上。依此，您可以再使用各種作用在其他系統的方式，來邁向療癒的過程。 ...如果我們想要透過精油（ätherische Öl）—以其對嗅覺的刺激—直接對神經感官系統發揮效用，或是經由神經感官系統作用在韻律節奏系統上—那麼依我而言，我們就從這些花朵中萃取汁液，將萃取液加入水中並準備進行沐浴／浸泡。這樣我們就是作用在神經感官系統上。」（9）


施泰納以很有趣的方式，詳細描述在外用處置時應用熱和冷的區別：「重要的是：讓有意識和無意識間的交互作用在未來的治療中發揮影響。因為如此一來，您還將學會對於經由沐浴作用於人體的物質其獨特的作用方式，做出健全的判斷。無論我從外部帶給人任何介質，它會經由我帶入的方式，給人冷的感受或熱的感受，而因此有截然不同的作用方式。我們其實應如此去理解冷的感受：如果某種介質對包覆（Umschlag）或沐浴中的我有冷卻的作用，那麼倘若出現療癒作用時，則主要是介質的物質作用所帶來的療效。這是所使用的介質的物質效果。但如果我所接受的處置感覺起來不是冷的，而是溫暖的（例如溫暖的包覆），那麼起作用的就不是物質，此時使用哪種物質幾乎無關緊要，而是要考慮溫暖所帶來的效果；畢竟對於溫暖所達到的效果，無論從哪個面向去考慮都沒有影響。因此在運用冷的包覆時，我們總能看到人們如何把這些或那些物質浸泡在液體、水中，調製成包覆所需。如果我們可以讓這些物質在冷水中發揮作用，意即若它們可於低溫下溶解，我們就可以讓它們產生效果。另一方面，我們幾乎無法讓那些不易溶解的固體物質直接產生物質效果，即使是使用溫暖的包覆或溫水浴也無法產生療效—除非是使用氣味強烈的乙太性物質：它們則有些不同，即使在高溫下也會產生物質效果。相反地，硫化物或磷化物，如同硫磺本身，當它們伴隨溫水浴出現時，正好可以在此發揮相應的療癒效果。」（10）


施泰納以迷迭香沐浴（Rosmarinbades）為例，解釋了對感官過程的刺激：「如果是皮膚伴隨著毛孔以及其相續的所有過程，如果把人放置於有迷迭香的液滴細緻分散其中的浴池水裡，那麼您會很容易看到，皮膚和迷迭香的細緻液滴之間存在交互作用—這會刺激感官過程。這種刺激性的感官過程會對人的自我（Ich）發揮作用，使它整合融入其架構。」（10）

冷卻原則和溫熱原則(Das Kühle- und Wärmeprinzip)

關於冷卻原則和溫熱原則及其適應症，我們要感謝曼弗雷德·韋肯曼醫師（Manfred Weckenmann，中譯註：德國人智學內科醫師）給了我們很好的綜述（11）。他於其中解釋：
我們注意到在文獻中，酸性的、鹽類或屬地的藥劑通常會摻入涼爽的介質中（冷卻原則），而溫暖的介質裡則主要含有鹼性的、含硫的、油性的、辛辣的藥劑（溫熱原則）。例如凝乳（Quark）是冷的， 酢漿草（Oxalis）是濕冷的；相對於油敷布（Ölwickel）是溫暖的，芥末敷布（Senfwickel）是濕暖的。
冷卻原則通常用於滲出性、瀰漫性、伴隨著過敏或無過敏的表面性皮疹炎症（例如蕁麻疹，急性濕疹，丹毒）、有呼吸道粘膜炎的傾向，伴隨肢體無力。相對地，溫熱原則主要用於化膿性、周邊的肉芽腫性發炎過程；以及在呼吸道、腸絞痛等化膿性的過程。
這兩類外用處置的第三個區別是處置持續的時間：幾乎永遠可用—例如凝乳護理。直到炎症過程逐漸消退或轉為持續間歇性出現—例如每天，每隔一天，用冷水淋浴和用侏儸紀芳歌土做泥敷（Fangopackungen）。這種分類在病理上反映出：前者用於急性、更接近處置施作的部位；後者用於慢性、距離處置部位較遠的過程。

治療態度(Die therapeutische Haltung )

決定進行外用處置的人，對於其處方和實施也有決定性的影響。如果是自己執行此操作，則只有內在對相關的整體性體驗抱持開放度時，效果才會完整。這是一個私密的身心過程。在涼爽的經驗裡，人們會更接近自己，收攝，並增強他們的自我體驗。在溫暖的氛圍裡，他放鬆身心，與自己和世界和平相處。這些品質會更容易全然發揮效益，如果有另一個人（最好是訓練有素的治療師或護理師）關照這位有需求者，並以敬虔和尊重的態度執行外用措施。尊敬他人的身體－因為在這身體中，活躍著一個靈性自主的自我存在，那是我們想要支持的對象，並且希望強化其整合與療癒的力量。此外，一些陪伴的話語可以幫助被照顧者放鬆身心，並且在心魂上更傾向於：不僅僅讓自己於外在任憑其處置，同時也讓它於內在作用著。這對於經歷沮喪、壓力、恐懼或遺棄的憂鬱症患者尤其重要。如果建議他們，將注意力盡可能專注在施作時發揮作用的溫暖上，也開放自己讓這溫暖成為心魂的體驗，那麼這樣的效果要比在施作時不斷地與患者交談，抑或只是讓患者獨處並僅僅問他何時再次回診，所產生的效果要強得多。


有時這也是合適的：例如將沐浴療法與冥思相結合，從而由思維層面直接活化自我組織。 語詞冥思（Wortmeditationen）即適用於此目的，例如Rudolf Steiner所寫的下列兩首（12、13）：

當心魂寧靜使波瀾不興，
堅忍於靈性中開展無盡，
神的話語
將貫穿人心
於時代運行中
在所有生命內
編織永恆的和平。

或是：

我內心平靜
我自身內在帶著
使我堅強的力量。
以此力量的溫暖
我要充盈我自己，
以我意志的強力
我要貫穿我自己。
我要感受
寧靜如何灌注
我全部的存在
倘若我強化自己
透過我全力奮鬥
在我內在找到寧靜
作為力量。

魯道夫·施泰納在第一次醫學課程的第12講中，極為強有力地指出冥思的療癒效果（14）。然而人智學的自我認識與自我鍛鍊的道路，其整體即致力於預防疾病和促進個人及社會的健康（15）。

我要感謝Dagmar Brauer對這篇文章的貢獻。




■ 關鍵字
外用處置（Äußere Anwendungen，External applications）
自我組織（Ich-Organisation，I organization）
處置類型（Anwendungsarten，Types of application）
適應症（Indikationen，Indications）
冷卻原則（Kühleprinzip，Principle of coolness）
溫熱原則（Wärmeprinzip，Principle of warmth）
治療態度（Therapeutische Haltung，Therapeutic approach ）

Michaela Glöckler醫師，1946年出生於德國斯圖加特。自華德福學校畢業後，於弗萊堡和海德堡學習德國文學和歷史，1972至1978年在圖賓根(Tübingen)和馬爾堡(Marburg)學習醫學，並在Herdecke社區醫院和波鴻大學(Bochum University)醫院接受專科培訓，成為一名小兒科醫師。她在Herdecke社區醫院擔任小兒科醫師十年，並在德國Witten的Rudolf Steiner學校擔任醫療顧問。自1988至2016年，擔任瑞士Dornach歌德館靈性科學學院醫學部部長，並自2002年起在世界各地舉辦 International Postgraduate Medical Training / IPMT，推展人智醫學。她致力於華德福教育與校醫的聯繫整合，以身為終生的華德福學校校醫為榮。


參考文獻
1 Steiner R. Theosophy. Introduction to supersensible world knowledge and human determination. GA 9th 32nd edition Dornach: Rudolf Steiner Verlag; 2003.
2 Steiner R. A path to human self-awareness. GA 16. Sixth Meditation. 8th edition Dornach: Rudolf Steiner Verlag; 2004.
3 Steiner R, Wegman I. Fundamentals for an expansion of the art of healing based on knowledge of the humanities. GA July 27th edition Dornach: Rudolf Steiner Verlag; 1991.
4 Schad W. The prenatality of humans. The concept of development in embryology. Stuttgart: Urachhaus; 1983. 5 Layer M (Hg). Practical manual rhythmic embrocations according to Wegman / Hauschka. Bern: Hans Huber; 2003.
6 GlöcklerM.Exterior applications. In: Glöckler M (Hg). Anthroposophic drug therapy for doctors and pharmacists. Stuttgart: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7 Steiner R. Humanities and medicine. GA 312. Lecture of April 5, 1920. 7th edition Dornach: Rudolf Steiner Verlag; 1999.
8 Rißmann W. Depressive disorders: understanding of human history and therapy with anthroposophic remedies and external applications. Merkurstab 2006; 58 (5): 407–413.
9 SteinerR.Anthroposophische
Human knowledge and medicine. GA 319. 3rd ed. Dornach: Rudolf Steiner Verlag; 1994.
10 Steiner R. Humanities and medicine. GA 312. Lecture of April 3, 1920. Dornach: Rudolf Steiner Verlag; 1999.
11 WeckenmannM.An attempt to gain overarching points of view for cool and warm therapeutic outdoor applications. Merkurstab 1997; 50 (6): 343-346.
12 Steiner R. For Helmuth von Moltke on December 11, 1915. In: Proverbs. GA 40.
9th edition Dornach: Rudolf Steiner Verlag; 2005.
13 SteinerR.FirMiriamEge. In: Mantric sayings. Soul Exercises II. GA 268. 1st Edition Dornach: Rudolf Steiner Verlag; 1999.
14 Steiner R. GeisteswissenschaftundMedizin.GA312. Lecture from April 1st, 1920. 7th edition Dornach: Rudolf Steiner Verlag; 1999.
15 SteinerR.How do you get knowledge of the higher worlds? GA 10th 24th edition Dornach: Rudolf Steiner Verlag; 1993.

原文出處：Äußere Anwendungen – ein therapeutischer Weg zur Aktivierung der Ich-Organisation. Der Merkurstab 2014;67(2):88-91

特別致謝：本文特別感謝國際人智醫學期刊Der Merkurstab《莫丘利權杖》授權，韋萱協助德中校譯。

為什麼是我？ 關於疾病和障礙的源因及其所帶來的意義

作者：Dr. med. Michaela Glöckler 醫師

在小兒科門診中，我經常會聽到父母問到：為什麼我的孩子必須如此受苦，為什麼這會發生在我的孩子身上？而成年後患病的病人（常常是不在預期中的）也會問自己，為什麼一定要在他們身上發生這種疾病？為什麼在這個特定的時間點？但若父母有一個特別有天賦的孩子，或是自身有特別天賦的人，卻很少問這類的問題----不尋常的優異能力往往被視為理所當然，或是「天賦的禮物」。 

關於疾病和天賦的起源和意義，若我們感恩因為天賦而使我們在生命中能有所成就，或在生命中發展，或因為疾病而圍繞在我們周圍的人，那麼這個問題的答案就開始浮現。我們從痛苦、受難和疾病中學習，這幫助我們發展並提升，這是人性本質的一個特殊面向。在處理此類命運事件時，重要而豐盛的提問是：我可以如何從中學習？這對我未來的發展會有什麼影響？ 

即使是無傷的感染，例如感冒，也可被視為具有意義的，因為它們有助於活化並鍛鍊免疫系統。而當感染被克服後，我們的免疫系統會變得更加強壯。因此，這是為什麼在兒童年幼時，在免疫系統仍在發展且身體必須學會抵抗病原體時，容易時常罹患急性的發熱性感染。而在青年和成年早期相對無害的身心症狀，其意義也相當明顯。睡眠障礙、食慾不振、胃痛和頭痛是功能性的症狀，表示此個體尚未學會以不影響乙太身及其物質身的方式處理內在的問題和擔憂。洞悉這些關係，再加上適當的練習以使內心平靜或釋放恐懼，將會很快地緩解這些症狀。


最後，也不難回答關於成年的慢性疾病的意義— 它們並不嚴重，也沒有真正限制了工作和日常生活。任何罹患慢性病的人都知道此疾病將伴隨著他直到生命終點（對於慢性病而言，情況總是如此），他必須問問自己，為什麼他必須這麼早即面對身體的死亡。他將必須以更具體的方式，比那些健康長壽的人更強烈地意識到人的生命有限和身體短暫存在的事實。而在老年時罹患慢性疾病，此時人們面臨著一個問題，即死亡後生命和靈性是否仍然存在，而其將如何延續下去。


我們討論的這三種疾病— 無傷的急性感染，較溫和的身心疾病和老年時可承受的慢性病— 清楚地展現出，它們為人們提供了學習某些東西的機會，以促進身體、心魂及靈性進一步的發展，這對他們的生命進程是重要且有益的。


而更難以回答的問題是：嚴重的先天性殘疾、無法治癒或極度痛苦的疾病、及因嚴重意外事故所致而影響餘生的傷害，這其中的意義為何？在面對這類命運的打擊時，乍看之下它們毫無意義，而且使我們感到痛苦和絕望，但重要的是，一個人是否真正學會了朝著期望得到有幫助的答案的方向來提問。依循這樣的方向，帶著目的的提問就可能得到答案。細想福音書中提供的案例歷史可能對我們大有幫助。讓我們稍微介紹一下。


閱讀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約翰福音中的個案記錄，我們可以區辨出三種基本的類型，分別以單純或是合併的形式呈現。但是，記錄的類型與每種情況下的實際疾病均無關。它僅與治療的本質或發生療癒的方式有關。在這些特定情況下，治療方法始終取決於命運的境遇。

個人命運的處境

第一個類型的記錄涉及高度個人命運的處境。其中一個例子是在耶利哥（Jericho）與盲人的相遇。


「他們來到了耶利哥。當耶穌與他的門徒們和一大群人要離開那裡的時候，有一個瞎眼的乞丐坐在路邊，他是提邁的兒子巴提邁。他一聽說是拿撒勒人耶穌，就開始呼叫說：『大衛的後裔——耶穌，可憐我吧！』許多人責備他，叫他不要做聲。可是他更加大聲呼叫：『大衛的後裔，可憐我吧！』耶穌就停住，說：『叫他過來吧。』他們就叫那瞎眼的說：『鼓起勇氣吧！起來，他叫你呢。』他就丟下外衣跳起來，來到耶穌面前。耶穌問他說：『你要我為你做什麼呢？』那瞎眼的說：『拉波尼，我要重見光明！』耶穌對他說：『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他立刻重見光明，於是一路跟隨了耶穌。」1


在這兒，提到了這個人的名字，並且發生了個別性的相遇，即「醫師與患者之間的對話」。我們也聽到了病人所被要求的，及他之後所做的事：「跟隨祂的道路。」這類型的個案記錄最接近我們在此主要關注的— 個人的醫療建議。療癒過程的意義也在個人的層面上。如同總是在福音書中，它與內在的覺醒或轉化並存。

病人周圍的人所經歷的內在轉化

今日較少考慮到的個案記錄是那些不是以患者為中心，而是圍繞在患者周圍的人們。重要的是他們在事件的過程中所經歷的內在轉化。迦百農（Capernaum）的百夫長可以作為一個例子。


「當耶穌向民眾說完了這一切話，就進了迦百農。有個百夫長所重視的奴僕病得快要死了。百夫長聽說了耶穌的事，就託幾個猶太人的長老到耶穌那裡，求耶穌來救他的奴僕。他們來到耶穌那裡，殷切地求他說：『這人配得您的幫助，因為他愛我們的同胞，還為我們建了會堂。』於是耶穌與他們一起去了。當耶穌離他家不遠的時候，百夫長又託了幾個朋友來對耶穌說：『主啊，不用麻煩了，我實在不配請您進我家，我自己也覺得不配到您那裡去。只要您說一句話，我的僕人就會痊癒的。事實上，我也被放在人的權下，也有士兵在我之下。我對這個說『去』，他就去；對那個說『來』，他就來；對我的奴僕說『做這事』，他就去做。」耶穌聽了這些話，十分感慨，轉過身來對跟隨他的那群人說：『我告訴你們：在以色列我沒有見過這麼大的信心。』那些受託的人回到家裡時，發現那奴僕已經痊癒了。」 2


在這裡，病人的個人命運並沒有發生。這個故事更多的部分是關於命運使一群人與他有關連，並經歷了巨大的變化。奴僕的突然生病幫助猶太長老，百夫長和他的朋友們找到通往基督的道路。在探究這種情況下的意義時，我們必須意識到，所謂的「成功」—疾病的意義— 不是在病人自身中，而是在命運安排下於圍繞著病人的人們中被看見。


乍看之下也許會覺得奇怪，當一個人經歷了嚴重的疾病，而這疾病的意義主要並不在於他自身，而是對於那些照顧他並對他的生命和發展產生興趣的人們在過程中所經歷的事情。然而，以我每日與患者工作的臨床觀察，確實發現這是很常見的情況。在某些患者中，疾病的意義問題顯然與其個人有關，而周圍的人們在此學習過程中盡力幫助他，儘管該事件並未大幅地改變他們對生命的態度或理解。我們也可以觀察到完全相反的情形。儘管病情嚴重，生病的人仍然心甘情願地接受上帝對命運的安排；但是他周圍的人卻經歷了絕望、關注、恐懼和不確定性的深淵。疾病使他們驚醒。就像孩子們從非常不同的角度看待父母，反之亦然。每一個人的經歷都與其他人不同，所以人們也會以不同的方式與此情況連結。


每個人與命運的連結顯現出非比尋常的個別性差異。重要的是個人個別性特質的全面發展，以及他與周圍人們的關係。透過與命運的連結，我們進入了一個萬事皆無法比較，特殊且獨特的世界。沒有人的命運與他人相同，因為每個人的內在生命是截然不同的，即使他們的生命史表面上看起來很相似。如果我們成功地使人們自生命中所實際經歷、受苦和成功的事物中獲得信心和深刻的理解，這將變得顯而易見。

人類整體的命運課題

命運除了涉及個人及社會層面之外，還有第三個層面，即人類（人性）的層面。個人有自己個別的命運，而一群人— 宗教社群、國家、大大小小的社會團體如家庭或一起工作的夥伴— 也有其群體的命運。但是，除此之外，還有人類整體的命運課題。人類整體已經發展了數千年；它帶著過去，現在和未來— 作為一個整體，它在世界上有自身的命運。在此，疾病也會帶來喚醒，因為它會使個人意識到自己是人類整體的一部分。疾病的含義不再僅限於個人或命運決定的社會階層，而是著眼於個人意識到自己是屬於人類整體的一部分。這種情況的一個例子是路加福音中的第一個案例。


「耶穌下到迦百農，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教訓眾人。 他們很稀奇他的教訓，因為他的話裡有權柄。 在會堂裡有一個人被汙鬼的精氣附著，大聲喊叫說： 『唉！拿撒勒的耶穌，我們與你有什麼相干？你來滅我們嗎？我知道你是誰，乃是神的聖者！』 耶穌責備他說：『不要作聲！從這人身上出來吧！』鬼把那人摔倒在眾人中間，就出來了，卻也沒有害他。 眾人都驚訝，彼此對問說：『這是什麼道理呢？因為他用權柄能力吩咐汙鬼，汙鬼就出來。』 於是耶穌的名聲傳遍了周圍地方。」 3


與我們提到的其他兩個案例相比，在迦百農會堂中有關個人的部分很少。沒有個人的對話。基督只與他疾病的靈— 惡魔— 說話，命令他離開這生病的人。沒有提及在場的其他人。他們彼此驚訝地談論怎麼可能如此治癒。


在這種情況下，疾病被視為在純然的靈性層次。關於疾病的意義問題在此表明，人類需要對付邪惡和疾病以進一步發展。所有創世的故事都談到了這一點，所有以光與暗為原型的故事也談到了這一點，而這也是20世紀人們的日常經驗。當然，每一天我們都會遇到邪惡，至少在我們之中或周圍的事物，包括報紙和電視，都想要阻止我們前進。關於邪惡的意義，這問題是我們生命中所面對最重要但也是無法忍受的問題之一。如果我們能夠成長與發展，而不必處理人性中所有的噩夢，完全邪惡的、與本性背道而馳的事情— 那些我們在本世紀已經由戰爭、種族滅絕和家庭的暴虐行為中所見— 那就太好了。但是，我們只需要從最簡單的角度思考日常生活，就可以看到，除非我們個人處理錯誤和邪惡，否則人類發展中將失去一件事，那就是自由。自由是人類尊嚴的核心，將無可避免地會與潛在的錯誤聯繫在一起。這意味著這世界的構成，為了讓自由在其中發展，也必須留有給邪惡—相反要素—的空間。


約伯記4的故事，也反映了這難以理解的第三種類型的疾病。在「天堂」的序言中，上帝對撒但稱讚他的僕人約伯是最優秀的。撒但聽了這些話後和上帝說，那是因為約伯生活富裕，因此對他來說過著敬虔的生活並不困難。他擁有男人生活中所需要的一切：賢妻、兒女成群、財富、朋友以及健康。 「但是，」撒但補充，「你且伸手毀他一切所有的；他必當面棄掉你。」上帝接受了挑戰，並賦予了撒但以任何他所能想到的方式傷害約伯的權力，只是他絕不能殺死他。因此，約伯雖然「無可責難地」陷入了可怕的麻煩，甚至最終朋友們都懷疑並猜忌他暗中犯下了嚴重的罪行，因為上帝不會懲罰無辜者。然而，事件的進一步發展證明了他們的想法是錯的。約伯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而因命運而圍繞在約伯身邊的人也看不見他遭受疾病和苦難的任何意義，事實上他們正在為了可以更深層地理解某些東西而作準備— 即若您認為錯誤和邪惡只會發生在別人身上，而自己是純正且無可非議的，那麼您也會陷入罪惡。儘管對於約伯來說確實如此，但每個人必須問自己：我從哪裡可以獲得無可指摘的人品？是怎樣的可能性使我成為一個好人？如此一來，就可以輕易看到，這歸因於與之共處的人們，也歸因於人類整體發展的事實。因為如果一個人的命運環境沒有遭遇特定的問題，使人從其中學到東西，那麼就可以從人類的歷史和他人的經歷中了解到這些。因此，透過學習理解並與他人的經驗以及重大歷史事件一起工作，將獲益良多。我們之所以成為我們現在的樣子，不僅歸因於我們個人的命運，還歸因於人類進化的偉大過程。而當約伯開始看見這種情況時，他被認為值得仰望上帝。他感知到人性的意含，並發現了存在人性中的神性。


這也擴展了「罪/過失」的義含。有些個人的過失可以透過承認自己的錯誤來好好地澄清。然後是與其他人有關的過失，通常是自己沒有覺察到的錯誤。我們生活在以為我們所做的事皆為正確的幻想中，卻不知道我們所作所為有時會造成別人的苦痛或崩潰。這種自身沒有覺察，但卻對他人造成的傷害，會在晚年的生活中以某種方式來平衡。在人性層面上也存在著不道德的行為，使我們與上帝連結在一起。因為從一開始邪惡就被允許成為人類進化的一部分，所以這個原初的決定也是上帝的「罪/過失」。正因為如此，我們在舊約中讀到了上帝與撒但之間的對話，以及新約中基督與疾病之靈的直接對話。


這顯示了第三種疾病類型對個人和對那些在共同經驗中的人們都具有重要的意義。這種形式的疾病確實觸及了最根本的問題，以及我們個人本質的核心，即我們內在的靈性— 「吾」。這個「吾」透過三種方式與命運事件聯繫在一起。這是我們個人命運的原因，因此也是我們個別性發展的源泉。因為命運和發展是根據這個「吾」在塵世生命的作為所塑造的。同時，這個「吾」也是共同命運的一部分。回顧一個人的一生，就會發現一個人應該將迄今為止所學到的一切都歸功於分享此生的人們。因此，我們的發展是我們與所有的人相遇的結果；新的人不斷地進入我們的生命，幫助我們至少部分地意識到不足並加以彌補。如此看來，我們欠這些使我們獲得此刻所有能力的人們一份情義。在第三個層面上，人類及其命運也是整個時代命運的一部分，是整體人類進化的一部分，我們再一次感激不盡。正是這最後一個面向使疾病的概念成為表現基督精神的思想。


問題不是：我或我周圍的人將從疾病中獲得什麼？而是：透過分享我在疾病中受苦和克服的力量，我能為全體人類做些什麼？基督為了其他人經歷了苦難，即使他沒有罪/過失。這第三種疾病類型時常見於癌症和愛滋病患者。這些人明確地感覺到，他們不是為了自己— 或至少不只是為了自己— 遭受苦痛。他們覺察到透過自己遭受這些苦痛，是為了平衡人類整體的某些事物。他們藉著踏上這條道路來為人性服務。他們「無可責難地」承擔著人類必須承擔的罪惡重擔，因為邪惡與其所有的誘惑和挑戰是人類歷史的一部分。


假若受苦於疾病或障礙的病人，或是與之親近的人來尋求幫助，他可能會提出我上面所述的三個問題：由個人的角度而言，他可以從中獲益什麼，或是從中學習到什麼？而患者周圍的人們，可以在這命運安排的共同經驗中得到什麼？最後，有什麼跡象顯示，受影響的個體是屬於人類整體的，並且意識到是他的疾病將他與人類以及在當前進化階段所需要救贖的東西聯繫起來？諸如此類的問題被公開坦誠地提出，使我們得到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發展的答案。它們可能以思考的形式；或是突然間自觀察而得；或是以新的方式使我們對所讀到或聽到的字有新的理解。從其有助於療癒和帶來內在和平的程度上，我們可以看到這答案是否是正確的。我一次又一次地發現，患者的內心深處其實非常了解他們的疾病或障礙與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命運有關。透過諸如此類的問題以及可能出現的答案，將這種深度的認識帶給患者，使其全然地覺察。如此，無論是病人和其周圍的人，都可以從中獲得很大的安慰。


最終，這「為什麼是我？」的問題只能由與之相關的個人來回答，因為在「吾」中，命運的因果有其基礎。過去，現在和未來於此匯聚在一起。我如何知道，我現在所承受的這些完全無預期的和看似毫無根據的苦難對我而言是必要的，以使我在日後的生命中能夠應對在我面前的重大挑戰？疾病和障礙不僅可以平衡我們在早期生命中沒有完成的事情，或是彌補我們未能掌握的意涵；它們的意義也可能僅與或近或遠的將來有關。魯道夫・施泰納在這領域的研究中得到最深刻的發現之一是，在人類史上幾乎沒有任何一位偉人，不是以殘缺的身體和（/或）靈魂存在於前世。如果我們以此面向來學習思考和感受未來，我們就會發現自己能夠幽默地克服日常生活中的小弱點和障礙。這種幽默感來自於我們知道我們所克服的每一個軟弱都會變成一種力量。我們目前所無法解決的問題，會在未來的某一天被克服之後，使我們能夠說出有所幫助和慰藉的話語。如果我們因此而產生了某人未來將成為如何的內在圖象並且賦予信任，那麼相當不同的力量就可以被釋放，從而能夠克服當前的問題。與其將事情變得相當個人化和對他們感到非常困擾，我們將能夠更加客觀地看待事物並發現更容易面對所出現的障礙和問題。


因此，「罪/過失」的問題經歷了有益的蛻變（metamorphosis）。因為它不再是最終要由誰來負責的問題，而是這個「罪/過失」可以全然地幫助我們看見和理解，可以藉由它從中學習，並透過它開啟了積極發展的潛力。以此觀點來看，我們就更容易平靜地面對現代生活中我們對人類和自然世界所犯下的許多罪過。所謂的「集體罪惡感」，例如德國和其他國家，也給個人帶來了存在性的問題。於此，有所幫助的自問是：這種罪惡— 無論其來源— 可以教導我們/我什麼？我該如何化解罪惡感，使其成為主動承擔的責任感？

Michaela Glöckler醫師，1946年出生於德國斯圖加特。自華德福學校畢業後，於弗萊堡和海德堡學習德國文學和歷史，1972至1978年在圖賓根(Tübingen)和馬爾堡(Marburg)學習醫學，並在Herdecke社區醫院和波鴻大學(Bochum University)醫院接受專科培訓，成為一名小兒科醫師。她在Herdecke社區醫院擔任小兒科醫師十年，並在德國Witten的Rudolf Steiner學校擔任醫療顧問。自1988至2016年，擔任瑞士Dornach歌德館靈性科學學院醫學部部長，並自2002年起在世界各地舉辦 International Postgraduate Medical Training / IPMT，推展人智醫學。她致力於華德福教育與校醫的聯繫整合，以身為終生的華德福學校校醫為榮。

References 
1. 馬可福音 10, 46-52.
2. 路加福音 7,1-10. 
3. 路加福音 4,31-37. 
4. 摘自舊約中的約伯記 

原文出處：Warum ich? – Motive zur Sinnfrage von Krankheit und Behinderung. Der Merkurstab 1997; 50: 213-17.

AnthoMed Library:
Why me? Elements in Considering the Meaning of Illness and of Handicap

本文經Dr.Michaela Glöckler授權中文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