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Michaela Glöckler, M.D醫師
摘要
本文旨在說明魯道夫·施泰納部分研究成果對現代遺傳學發展的重要意義。主要概念包括：以太身是遺傳法則和過程的承載者；生長的力量形變轉化為思考的力量；從人智學的角度重新檢視人的 「吾」（自我）作為遺傳物質和自我組織（分子達爾文主義）的控制和編修者。
導言
人的生命史經歷了身體、心魂和靈性三個典型階段。在身體方面，人在 20 到 25 歲前處於活躍的生長發育階段，並在 40 到 45 歲左右繼續保持生理機能，然後進入逐漸衰退的老年期，生理機能退化，直至生命終結。除此之外，還有典型的病理過程：急性發熱性傳染病在孩童時期達到頂峰；心身疾病發生在中年時期；而慢性病則出現在老年期。相較於此，人生命史的心魂與靈性面向則表現出顯著的分化。童年和青年時期的差異取決於一個人在哪裡長大，接受了什麼樣的學校教育，興趣為何等等。職業和工作的選擇、個人的生活環境—是否成家立業—都為個人進一步的發展提供了高度差異化的學習和體驗機會。
遺傳、環境與個性
遺傳和演化理論在 19 世紀為普羅大眾所接受後，最有趣的問題之一是，人的發展和生命史究竟主要是由遺傳、環境因素和「個性」（“personality”，一個相當模糊的詞彙）所決定？還是由人的「吾/自我」所預先決定的？在發展心理學家朱迪·鄧恩（Judy Dunn）和行為遺傳學家羅伯特·普洛明（Robert Plomin）的著作《各異的生命：為何兄弟姊妹如此不同？》（Separate Lives：Why Siblings Are So Different ） 中，他們廣泛地研究並探討了這個問題。經由他們大量的研究調查，分析了近幾十年來發展心理學和行為遺傳學的研究成果，終於得到了答案。他們發現，兄弟姐妹間在身高、重量和疾病傾向方面的相似性很少超過 50%，一般都遠低於這個數字。舉例來說，兄弟姐妹間在眼距、鼻子長寬、以及耳朵長度方面的差異約為 30%。大約有80%的兄弟姐妹其眼睛顏色明顯不同。90% 的兄弟姐妹頭髮顏色和結構有所差異。胃潰瘍、高血壓、乳癌、糖尿病、濕疹、氣喘、花粉熱等疾病傾向的相似性不到 20%。這些發現與現代遺傳學的概念並不相符，因為研究顯示極少的行為模式可被歸因於單一基因。在大部分情況下，是由數個基因負責一個特定的特徵，而由數百個基因分別對個體間的變異做出微小的貢獻。由此產生的遺傳效應稱為「累加效應」（“additive effects”）。而當基因因其特定位置甚至僅僅因其存在就發生改變時，就會產生「非累加效應」（Non-additive effects），從而產生以前不存在的新特徵。
鄧恩和普洛明使用了生物學家威廉·貝特森（William Bateson）最初於1907 年提出的名詞「上位作用」（“epistasis”），來描述這種導致個體出現意想不到的新特質的「非累加基因效應」的結果。他們用這個詞來形容基因的效應，這些效應是基因交互作用的一部分，在高度複雜的動態基因網絡中形成了自發性的、不可預測的相互關係。他們認為，正是由於這些高階效應，即使是直系親屬，其相似性也不及同卵雙胞胎的一半。因此，根據這些理論，後代之間的相似性是眾多個體遺傳效應累加的結果，而後代之間的差異性則是上位效應的結果，意即那些更高階的效應，造成了非累加的、無法預測的新特質。環境因素往往難以界定，但又需要區別出來，也造成一部分的影響。這些因素也可以彼此促進、削弱或平衡。根據其程度和特質的不同，它們可以改變植物、動物和人類的遺傳物質，這意味著還有大量的累加、交互作用以及潛在的增強、削弱或平衡，這些都是無法單獨預測或評估的。看似「偶然」的是，基因組中的累加效應和上位效應與環境因素的影響結合在一起，在個人的天賦和限制中就成了「幸運 」或「不幸」。
然而，問題在於「偶然」、「幸運」或「不幸」這些詞彙是否足以定義這原理：當卵子和精子融合時，基因組合被揀選出來，然後再受到環境因素的影響，產生無數的累加效應和上位效應？
鄧恩和普洛明的著作匯集了大量資料，在遺傳和環境的概念之外，又增加了「個別關係」（individual relationships）此一關鍵概念，從而將這一問題推向了更深的層次。由大量的研究分析和系統性評估，包括對許多作家的生命史和童年回憶的研究和比較，顯示出孩子的行為並不完全只是由遺傳和環境所決定，大部分還是取決於孩子本身，取決於孩子如何處理與環境的關係。令人驚訝的研究結果是，孩子本身對這些環境因素的專注與建立關係的能力具有明顯的選擇性。環境潛在影響的關鍵，始終是個別關係的存在與本質，視其是否真的允許環境對其產生影響，使其對個體發展產生重要性。如果遺傳和環境是唯一的影響因素，那麼兄弟姊妹表現出的相似行為就會比實際情況多得多。但是事實是，兄弟姊妹之間的差異會因為他們彼此間的關係以及與父母的關係的不同，從而塑造了他們各自的性格。他們與同一對父母的關係可能截然不同，以至於外人聽到他們的關係時常常不得不斷定這一定不是同一個人。同一位母親，在一個孩子眼裡可能是內心溫暖並善於呵護的，但在另一個孩子眼裡可能是不耐煩且令人生畏的（Dunn 和 Plomin，1990 年）。無論父母是否認為他們對待子女的態度基本上相同，也無論他們的想法是偏愛還是離斥，子女都會非常準確地說出他們是如何或曾經如何體驗到父母的態度的，而且他們的看法往往與兄弟姐妹和父母本身的看法大相逕庭—他們是高度個別化的。
發展與宇宙秩序
當我們考慮到人的生命史與自然界的演化及整個宇宙間有著許多的對應與連結時，「發展的原動力出自於隨機」這一假設就變得更難令人信服了。人的新陳代謝遵循晝夜節律，而晝夜節律又取決於太陽繞地球的軌道。懷孕週期仍以陰曆計算月份，胚胎發育以一週和四週為一階段，更不用說太陽對人體皮膚維生素D前驅物和植物光合作用的直接影響了。就空間和時間的節奏而言，地球和宇宙是細緻調合關係系統的一部分；這一系統中沒有任何事物是「毫無意義的」。
甚至連在級數（orders of magnitude）上都顯示出精確的對應關係。我曾經計算過，如果我們向宇宙邁出十次方的步數，我們會抵達哪裡；而我們需要走多少步才能到達物質的最小基本單位，其範圍在10 16公尺至10 18公尺之間。10 16公尺至10 18公尺反映了到最近的恆星（如半人馬座阿爾法星Alpha Centauri）的距離。
當我們了解了遺傳、環境因素的影響，以及我們周圍整個自然界和宇宙所產生的所有這些相互作用和對應關係時，偶然性在我看來就是一種建立在極不穩固的基礎上的假設。因此，我想用另一種來自魯道夫·施泰納靈性科學的假說來反駁這種假說。它說，人類的思考不僅能夠發現上述所有關係及其對應關係，並為所有可見現象形成了自然法則。我們的思考是一種演化進化的力量，它活躍在植物界、動物界和人類等眾多物種中。思考活動本身就是從自然過程中釋放出來的一種力量，具有獨立的、純粹靈性地演化進化的能力。這需要加以闡明，現簡要概述如下（施泰納和韋格曼，1925 年）。
人類與動物發展的比較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相較於各種動物相比，人類的特化程度較低。從人類和哺乳動物胚胎發育的比較研究中，就現象上觀察，人類和哺乳動物的胚胎發育在早期階段的形態實際上是相同的。即使是鳥類的翅膀，在發育的早期階段也像人類的手臂一樣，有五個指骨。隨著發育的進行，這種形態被放棄了，手指生長遲緩，在某些部位融合，中央線延伸，最後產生了飛禽類高度特化的骨骼。若將黑猩猩出生前後的頭部與人類嬰兒的頭部進行比較，可能會讓人大吃一驚。從外形上看，它們異常相似—小巧的鼻子、隆起的前額、形狀優美的後腦勺。隨著小黑猩猩的發育，臉部的這種垂直排列逐漸消失，眉毛開始突出，前額向後傾斜，後腦勺不再圓潤。這樣就形成了猿猴典型的頭—頭骨的顏面部向前突出（Poppelbaum, ii; Kipp, 1980）。
人類終生保有非特化的身體形態。人們無法透過觀察人類的一隻手來判斷它是要撫摸、敲擊、舉起匕首還是彈鋼琴。它沒有特定的用途，必須透過具體的思維為它的行動指明方向，告訴它下一步要做什麼。這一現象顯示了人與動物之間的重要差異，而這一差異並未得到當代生物學家的充分重視。人類必須用自己的智性來彌補未特化的身體，以及由此所致所失去的本能行為。這說明了，動物的智性是在身體和本能的引導下產生的，所以動物的行為是完美的，總是與生態環境保持最佳的適應性。而人類則是自然界中唯一具有抽象智性的生物，這種智性不受身體和本能的引導，而必須由心魂來引導。魯道夫·施泰納在其靈性研究的基礎上對此做出了解釋，他說，在不同動物物種及反映在特定動物行為中的相同進化力量，可以從人的身體中解放出來，因此身體沒有達到完全的特化，而人類就有與其本能相關特質的不確定性。這種力量反而可用為思考，使人類在充分的自覺察覺中彌補本能的 「缺陷」。該假說說明了為什麼自然界中沒有不能被人類思考的法則，以及為什麼人類智慧符合人體建構所依據的所有法則，以及人體構造與所有其他自然實體以及地球和宇宙的整個脈絡相關的所有法則。這個假說說明了為什麼自然界的創造隨著動物的出現而結束，而隨著人類的出現出現了過渡，自然的發展變成了心魂和靈性的發展。人類從我們用感官感知的世界所給予的事物中成長，並進入感官不再能夠感知和掌握的發展脈絡中。人類能夠在思維中為自己的生命史和人生設定目標和理想，並努力在生活中實現這些目標和理想，儘管他們可能永遠無法將這些目標和理想完全實現。他們擁有比一生所能實現的目標的更大靈性發展潛力。
生命史與靈性的活動
現在，我想談談本文的主題—生命史與基因遺傳。人類生命史的基本工具是人的思維。這為如何繼續前進、設定發展目標提供了方向。針對癌症和愛滋病等嚴重免疫疾病的心理神經免疫學研究和心理療法清楚地表明，免疫系統的功能高度取決於對生命的積極態度、一定程度的理想主義和設定目標的能力（Adler等人，1991 年）。
因此，人的思維與體內的生物過程之間存在著直接的相互作用。這不僅與免疫過程有關，也與整個人的生命力有關，特別是生殖系統。我們的遺傳物質不僅受到當今環境因素的影響，也受到人們以意識心思考、感受和形塑生命的影響。
顯然需要進行大量研究來驗證魯道夫·施泰納明確提出的假設細節。最後，讓我用草圖來說明。
（圖片後補）
根據這個假說，遺傳物質的選擇不是基於運氣的好壞或隨機，而是由人類的「吾」—一個甚至在出生前就存在於靈性中的實相—所決定的。它藉助自己的思維有機體（1904 年被魯道夫·施泰納稱作“以太身”），以最適合個體發展的方式選擇並組合父系和母系的遺傳物質。來自我們祖先所遺傳的鋼琴琴鍵是由人類自身的本質個體性所彈奏的，這也透過吸取它所需的環境影響以發展特定的興趣和能力。運用自己的思維能力，每個人訂定自己的發展目標。同時，在未來的幾個世紀中，這些目標將如何發展，將取決於它對自然和地球的思考。因為人類的演化潛力從物種的發育軌道上得到自由，以思考活動的形式存在於人類之中；人類具有獨立的創造潛力，以進一步發展發展自己。
根據這個假說，遺傳物質的選擇不是基於運氣的好壞或隨機，而是由人類的「吾」—一個甚至在出生前就存在於靈性中的實相—所決定的。它藉助自己的思維有機體（1904 年被魯道夫·施泰納稱作“以太身”），以最適合個體發展的方式選擇並組合父系和母系的遺傳物質。來自我們祖先所遺傳的鋼琴琴鍵是由人類自身的本質個體性所彈奏的，這也透過吸取它所需的環境影響以發展特定的興趣和能力。運用自己的思維能力，每個人訂定自己的發展目標。同時，在未來的幾個世紀中，這些目標將如何發展，將取決於它對自然和地球的思考。因為人類的演化潛力從物種的發育軌道上得到自由，以思考活動的形式存在於人類之中；人類具有獨立的創造潛力，以進一步發展發展自己。
Michaela Glöckler醫師，1946年出生於德國斯圖加特。自華德福學校畢業後，於弗萊堡和海德堡學習德國文學和歷史，1972至1978年在圖賓根(Tübingen)和馬爾堡(Marburg)學習醫學，並在Herdecke社區醫院和波鴻大學(Bochum University)醫院接受專科培訓，成為一名小兒科醫師。她在Herdecke社區醫院擔任小兒科醫師十年，並在德國Witten的Rudolf Steiner學校擔任醫療顧問。自1988至2016年，擔任瑞士Dornach歌德館靈性科學學院醫學部部長，並自2002年起在世界各地舉辦 International Postgraduate Medical Training / IPMT，推展人智醫學。著作等身：A Guide to Child Health: A Holistic Approach to Raising Children、A Healing Education: How Can Waldorf Education Meet the Needs of Children?Education for the Future: How to Nurture Health and Human Potential: Experiences and Perspectives from the Global Waldorf School Movement for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Corona and the Human Heart: Illuminating Riddles of Immunity, Conscience, and Common Sense、The Dignity of the Young Child、Leadership questions and forms of working in the anthroposophic medical movement、Was ist anthroposophische Medizin?
參考文獻與註釋
- Adler, R., Felten, D.L. and Cohen, N. (‘99’). Psychoneuroimmunology. Academic Press, San Diego, CA.
- Dunn, J. and R. Plomin (1990). Separate Lives:Why Siblings Are So Different. New York.Kipp, F. (1980). Die Entwicklung des Menschen im Hinblick auf seine Lange Jugendzeit. Verlag Freies Geistesleben, Stuttgart.
- Poppelbaum, H. (1931). Man and Animal-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Anthroposophical Press, London.
- Poppelbaum H. and Bockemuhl et al., eds. (1985). Toward a Phenomenology of the Etheric World. Anthroposophic Press, New York.
- Steiner, R. (1904). Theosophy: The Essential Nature of Man. Anthroposophic Press, N.Y.
- Steiner, R. and Wegman, I. (1925). Grundlegen des für eine Erweiterung der Heilkunst. Verlag derRudolf Steiner Nachlassverwaltung, Dornach. English translation: Extending Practical Medicine (or Fundamentals of Therapy, in earlier translations), (1996). Rudolf Steiner Press, London.
原文出處：Human Biography and Its Genetic Instrument(https://www.waldorflibrary.org/images/stories/Journal_Articles/RB4202.pdf）
本文經Dr.Michaela Glöckler授權中文翻譯（中譯：許文婷）
